众所周知，性侵、性骚扰发生之后，无论是否进入司法程序，幸存者在生活、心里等各层面都会需要协助，事因报警只是第一关，当警方完成调查，总检察署决定提控性侵嫌犯上庭，司法程序才进入第二关，当中存在很多未知数。
至于性侵案件的完整司法程序需要耗时多久，没有一个精准答案，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性侵案件耗时多年，幸存者也需面对上庭作供等，往往使到幸存者放弃提控。为此，我国是否有足够的法律与身心灵支援系统，陪伴幸存者走完司法之路呢？
当律师超过10年，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性学会（雪隆区）法律顾问的陈金玉称，她本身因童年曾经历过性侵，因此从事律师行业以来，特别注重在处理性侵、家暴这一块，而在这一方面，她想要扮演的角色不是站在“律师栏”上，不是负责检控、也不是辩护，而是“旁听律师”（Watching Brief Lawyer）。
陈金玉解释，“旁听律师”主要是受雇于受害者/幸存者，让幸存者和家人更了解整个司法程序的经过或发生，同时以更专业的方式回答他们的疑问。
“很多幸存者在不幸事件发生之后，常会因为担心、害怕未来一些未知的司法程序，而选择撤案。”
她分享其中一宗早年前接到的一宗义务案件。幸存者的妈妈因心女儿在法庭上会受到二度伤害而想要撤案，因女儿身为第一位证人，爸爸妈妈也是证人，因此不能在法庭里陪她，这是法律，目的是不要让证人们串通供词；在这个时候，“旁听律师”除了可以陪伴幸存者出席法庭之外，更能在上庭之前先带幸存者、家人到法庭内看看真实的样子，跟他们讲解法官坐哪里、检控官坐哪里、辩护律师、犯人位置等等。
“希望他们熟悉了环境之后，可以减少一份压力。”
遇事第一时间先报警而非放上网
陈金玉对《东方日报》说，大部分人幸存者之所以会选择撤案或不了了事，除了因为他们担心繁琐的司法程序、语言不通，甚至有些幸存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侵害”。
她分享其中一宗曾经处理的旁听案件。幸存者约莫7岁左右，当时一位远亲表示要帮她做身体检查，所以叫她把内裤脱掉。“一个7岁的小孩对性根本还没了解，直到后来，老师在学校开始教导有关性教育。”这位小孩才意识到远亲对自己的举动很“奇怪”，才与父母分享，才能事件被揭发。至于语言不通的问题，她坦言，每个法庭都会提供翻译员，幸存者不必担心。
但她也说，性侵案件被带上法庭后，漫长的诉讼期，对幸存者而言绝对也是一种压力，如果最后还要面对败诉的情况，更是造成心理上的阴影。
“法律上，绝对没有100%的胜算。”
她更坦言，由于大部分性侵案件都是在密室里发生，这导致大大加重了举证的责任。然而她也说，“法律能给我们批判，但不是答案”。
“我个人认为，坐牢只是刑法的一种。”
即便最后无法入狱或入罪，但在她看来，诉讼期间对嫌疑犯而言也是一种“惩罚”，尤其是如果对方是名人，需承受社会大众批评的眼光的声音或承受心理的压力。
不过，她也提醒，不要把任何事情都带到网路上，虽然网路有会有种让社会大众来“公审”嫌疑犯的力量，但也隐藏著随时被嫌疑犯反告“毁谤”的风险，因此她认为，当不幸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时间是先去报警，其他的事情则可先谘询律师意见再去做。
对于幸存者往往担心证据不足或金钱费用问题，陈金玉则促面对性侵或家暴的妇孺可寻求非政府组织的管道来支援，包括：妇女援助组织（WAO）、妇女醒觉中心（WCC）或沙巴区则可联系沙巴妇女行动资源组织（SAWO）。
小时遭遇奠定想成为律师
对于性侵、性骚扰，法律顾问陈金玉是专家，也是过来人，因此她很了解幸存者的无助。她回忆说，那年她约莫八岁，爸爸出门买晚餐，患癌的妈妈在隔壁房休息。
“施暴者走进我的房间，然后趴在我的身上轻吻我的脖子，他的下体也一直摩擦我的下体……”
当时的她根本没有意会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只是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大喊“走开！”，隔壁房的妈妈虽然听到女儿的呐喊，却因为体力不足而无法起床阻止施暴者的恶行，只能用微小的语气喝止，庆幸爸爸在最后关头回到家，施暴者的恶行没有得逞。她当时的遭遇没有被带上司法程序，却也奠定了她自小想成为一名律师的想法，因为“我想替自己找回一个公道”。
根据《刑事法典》第16条章《影响人类身体的罪行》，包含：性骚扰、性猥亵、强暴、乱伦、违反自然性行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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