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社方言作为一种传统制度，确实可看到其逐渐地与现代的主体和主流社会结构及形势脱钩，以致式微。某些人把其怪罪于早期许多华校严禁方言的政策，恐怕有点失准、夸大了，毕竟更关键的是华教本质上是立基于现代华文华语来进行者，因而无形中弱化、边缘化了方言的相干性和功能性。
实际上，这与部分学校以英文英语为基础媒介，弱化、边缘化了方言、华文，乃至作为国文国语的马来文的相干性功能性没两样。所以说，若要怪罪，恐怕英文教育（以及部分学校的马来文教育）也得担负相当的责任也。
当然，除了教育因素之外，整个社会在政经文教等领域的越发关系紧密、互动频密、深度嵌合，都会导致挂钩制度主体和主流的语言更易于取得优势。尤其于方言语种较为复杂的现代“想像社群”之中，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使用所谓“共同语”或“标准语”来沟通——于本国华社，此即华语（部分受英文教育背景的华人则选择英语），而马来社群，则是标准马来语。
华社部分人对早期现代教育较为“基础”，人们教育水平普遍上较为“一般”的时期，特定地域流行某种方言——如半岛北部、东北部、南部流行闽南话，中部流行粤语、客语的“传统”特别上心，汲汲于保存或重整如此个别方言“割据一方”的盛况，可谓精神可嘉。只不过，除了上述的现代教育之负面影响之外，也忽略了这些“割据”局面下，其实也是多方言语种的情况，因而不见得那些属小语种的群体（尤其年轻一代）会对如此割据有多大的认同。
是以，譬如当某北马人疾呼回归闽南话，或某中马人疾呼捍卫粤语时，或许不少原生家庭本不说闽南语的北马人，以及原生家庭本不说粤语的中马人，根本无动于衷也，毕竟有关方言只是其“家外”的社交用语之一而已，诚非对之特有归属感的“母语”。换言之，某些华人对地域方言之“代表性”、“象征性”、“权威性”想像，恐怕有点一厢情愿也。
无论如何，的确不能否认，在某些方言族群尤为集中的一些地区，尤其所谓“方言村”，如客家村、潮州村、海南村、广西村、福州村（包括城中村）等，由于原生家庭讲某一方言（甚至某一方言之子类）者占绝大多数，大有成为共同“母语”的局面。于此类地区推动方言回归或重整，著实挺有可能性，而且也很有意义，毕竟在此处，方言往往与该地之物质及非物质文化紧密相连，乃不可割裂的整体，保存方言也即是保存地方文化。
总之，现代化对于方言乃难以赶上的快车，不容易找到搭乘的舱位。因其基本上没得到（本国）现代主体及主流建制的征用或依托，只能交由个别单位及个体随意使用和发挥，所以前景难料。即便是方言村，也面对著被时代洪流淘汰的问题，如人口老化、锐减，或被发展掏空、吞并。
然而，诚如最近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竟然大受欢迎那样，方言是否仍能在宏伟、庞杂的现代性中借其依稀但浓郁的特殊文化沉淀绽放异彩，令人为之动容，乃至被抚慰、被启发、被赋能？也许方言多形式的艺术化，就如方言戏曲那样，会是其最难被替代或遗忘的现代价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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