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古代，儒佛道三教（以儒为主，佛道为辅）作为中华文明的大传统，自然覆盖——或说衔接中华社会的方方面面。虽说对其质疑、反感，乃至造反、叛离者历来都不缺（古代中国于这方面还算宽松），但毕竟多少还是兜兜转转在其语境之中。这加上中华文明本有的混融及和谐性，乃至浓厚的功利或实用主义倾向，要发生激烈的文化割裂和矛盾也毕竟不易。
然而，踏入近代以来，现代性却的确是一个千百年来前所未见的全盘性大冲击，不仅在文化层面，而是连带作为文化之基础的政治和经济层面也彻底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整改”。恐怕就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未见如此幅度及规模的政经文教动荡和改头换面。而在这过程中，三教大传统显然是处在一种非常被动的崩解、断层、失据状态，长久以来积累的根底骤然间摇摇欲坠。
事实上，直到今天，虽说中国犹在，不少海外华人也还算是华人，一些传统文化其实也并非无所延续，乃至在民间，各种信仰、习俗和节庆确实还挺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但极彰然的是：向来由精英阶层所把持和主导的三教大传统，其实已落得稀稀拉拉、花果飘零，或者局部上有形无实、有气无力。中国和华社固然如此，而三教大传统所曾熏陶的韩国和越南显然亦如此（当然除了三教，韩国和越南也有本土的传统夹在其中，如萨满教和南传佛教）。
“有趣”的是：相较于一贯被动、滞后、封闭的民间，实际上正是不少精英更积极地响应、迎合现代性而对三教大传统做出更严格的检讨、改革乃至颠覆、扫除诉求，诚如清末民初时期各派各翼的知识分子所带路或呼吁的那样。于是乎，三教的遗温或残迹在民间或许还存留些许（乃至局部还蛮浓厚和活跃的），但在精英阶层则普遍上已失去其地位和主导性。这自然导致政经文教领域之主流世界观、价值观，或说整个意识形态及其相干秩序皆走向世俗化。
简言之，与古代相比，今天的三教虽于宏观意义上仍为中华文明之大传统，但在更具体、实际的效应上则要大打折扣了。充其量只能说其更属于隐性或潜性的大传统，仅能默默和悄悄地发挥其零零散散、时断时续，涓涓细流式的影响。毕竟现代性所造成的重大变革已剥夺了其一贯所依靠的政经文教主舞台或主干道，或说形如截断了其部分经脉乃至肢体，以致只能蹒跚苟活。
那假以时日，现代性注定会终结了三教大传统所残留的“馀生”吗？恐怕未必，毕竟现代性非永恒，且也并非不能被适应乃至利用。诚如今天某些现代性较成熟的地方，如西方和日本，传统宗教及文化还扮演一定的核心性角色，就是成功适应、转型和善用新变数的结果。三教大传统本就具一定的功利、实用性，乃至世俗性，理应亦能适应，甚至搭乘现代性的便车，问题仅在其相干者如何找到与现代性良性共生、共荣的诀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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