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国家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核算的2023年人均GDP数据显示，新加坡以15.74万美元取得全球首位，击败全球所有的富裕先进国家，几乎是美国约8万美元的双倍。新加坡的优势和先进国显然不同的是，新加坡基本是无农业的城市国家，而西方先进国则是拥有一定农业、需要从城市经济领域的盈馀补贴农业生产和出口的经济体制。即便如此，无农业的国家也未必能发展成高增值的经济体。就马来西亚本身而论，独立以来长期对落后州属乡区的补助，也涉及庞大的城市和石油天然气的财政资源转移。本文从新加坡的经济建设经历，阐述其成功过程，并列举两项出现的问题作为总结论点。
全盘城市化与高增值进程
城市化是促成高增值经济领域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此类城市化必须配备有效的引用具有规模和自动化程度高的工商业领域活动，并以具有高水平和经验丰富的知识型人才操作才能完成。否则，如出现某些非洲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于由流入的大批农民和世代穷困市民组成的各类贫民区，人民多以低端层次服务业为生的这类城市化，属低效城市化，或学术界称之为“伪城市化”。
大城市倘若基础设施便利效率高，从它的即使是复杂系统也能产生富有动态联系的聚集效应。通过交通运输、通讯等的有效联系，能促进各行各业之间的的互动、知识交流和加强相互间依存关系，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城市的聚集效应也是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引擎。劳动力中一旦配有专业知识和富有创造力及熟练的劳力资源，它不但能提升创业和制造更多工作机会，还能推动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
诚然，新加坡之所以配有熟练劳力资源，主要是通过50年来的教育不断更新培训本土人才，以及引进大批境外人才。有了国内外人才的集中，通过研究机构和国际性供应链产业合作，共享知识和先进技术，使新加坡高技能创新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建成亚洲的一个有高增值潜能的创新和研发中心。
既然高增值活动源于城市化，我们就得从新加坡的城市化说起。新加坡的有效城市化始于1970年代初，由联合国专家团协助设计的环岛规划大蓝图，经过3年规划和磋商终于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批准。环岛大蓝图取代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1958年总蓝图，后者并无全岛城市化概念，它把城市化地带局限于南部海港以北和附近沿海一带，只占全岛约四分之一的面积，保留了大片农业地、蓄水地和少许新市镇等。1958年总蓝图也受到二战后英国规划界关于城市不宜过大的影响，将四分之一城市化地段周围列出一道绿色带，作为警戒和限制新加坡城市未来扩张的概念。1970年代以来，这种概念就广被视为极为不合理与不符合实际。
环岛大蓝图按照1970年西方专家团以土地面积涉及的人口密度和生活素质估算，新加坡宜居人口顶限被定在400万，而这个人口顶限概念深深影响了新加坡土地利用方针超过30年，直到2004年李显龙接任为总理才打破这个魔咒，后来调高到680万。人口尤其是其素质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小国寡民的新加坡不可能依靠内需刺激消费型经济。基于此，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新加坡便毅然走向国际化的外向竞争型经济策略。
外向竞争型的成功高度依赖高增值及研发型领域驱动，策略便是引进及推动本土此类的资本投资和人才。限于篇幅，本文选择继续论述两项与它有联系的事物变迁，即土地城市化和外贸增长。
土地城市化和外贸增长
由环岛规划大蓝图和出口导向方针牵引下，新加坡首先是将原是贫民区充斥的市中心地带逐渐改变成一个全球金融中心，并将其高密度聚居的居民疏散到全岛各地。此过程见证的是，大部中央商业区以外原属于农业地的区域，在1960年初通过的土地征收法令下，被征用建成20多个新市镇。原有的菜果园地、家禽养猪场和鱼池等逐步转化成组屋区、工业区、学校、基础设施和绿化保留地等城市用地。通过淘汰了占地面积相对大的农业，换来的是工商业、支撑工商业发展的房地产业和基础实施等的城市化，提升了土地价值。其经济优势是透过人口密度、人才资源和资本有效运用带来的更高使用效率，促成规模经济和企业间聚集效应作用。
外贸增长靠的是亲商亲科技政策并长期维持企业竞争力，以便能在国际贸易占有一席之地。在全球化机遇下，新加坡以尽可能与多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为防范保护主义的方法。自2004年以来，新加坡就签订了约20项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这就说明了新加坡的出入口总额长期能居高不下，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巨大的原因。
按世界银行统计，新加坡的出入口总和对GDP的比例，自1972年的229%，增加到1998年的312%以及2023年仍旧维持在311%。新加坡2023年的外贸总额超过GDP的3倍，相等于1.2兆新元
（约4兆令吉），而其中归属于服务型的外贸超过8370亿新元（约2.7兆令吉），这说明了外贸比重高不但拉高人均GDP，还显示了外贸中高增值专业服务包括知识经济上升的趋势。相比印度，其外贸总额仅占GDP的45.9%，可以想像印度的人均GDP低是自然不过的。
文章在赞誉新加坡的成就之馀，最后也不得不回顾新加坡1990年代末就已实现的全面城市化背后，由土地现代化和变革带来的经济飞跃，其背面展示出三项值得关注之处。一是自1965年以来，全岛超过90%的原有植被被转化成城市用地和一小部分人造绿地。这种自然界的巨大变更，必须得以精细的城市调理以维持人类社会与新的栖息地环境的平衡，这调理还得持之以恒和带有坚韧性及灵活性，使失衡可能性达到最小化。
二是鉴于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其“精英教育制”，成功者受惠，但失败者或弱智者却被新加坡在不断的经济转型中，被抛弃在后头，成为脆弱的群体。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受薪待遇差距巨大。无疑的是，新加坡在全球化竞争中依靠精英取得实惠并用之奖励精英纯属合理，是多劳多得机制。但如何提升低端劳动力，以拉近两者之间的差距，应是政府未来加一把劲的努力方向。
三是新加坡举世闻名的高效务实教育，却忽略了人文关怀教育。譬如说经常发生的虐待女佣事件, 许多百姓守法是基于惧怕严厉的法律制裁和惩罚，而不是出于内心的自发精神力量。我们理解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快速跨入第一世界仅经历一个非常短暂时间，上两代文化水平低的移民还影响者子孙后代。不过如能在这过渡期加强中小学人文教育，应有催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