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发展与现代化是否是必然与直线推进是颇有争议的课题。有论者认为只要条件到位，传统社会发展为现代社会，从而实现丰足社会是理所当然的。
只是从现实来看，当代200多个国家与地区依然有许多处于贫困状态。从人均收入角度分类，非洲多数国家依然是低收入国；亚非拉的多数国家也多是中等收入国，只有约1/4的国家可归入高收入国行列，即便是高收入国，今天也面对各项挑战，以致排外的部族主义持续不断。
如何解读这个现象？就低收入国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贫困的恶性循环陷阱；若要摆脱贫穷，除了搞好自家内部的政治、社会与法治外，在经济上，也需要外力拉一把，才较可能快速脱贫。若只靠本身的力量是不易跳出贫困陷阱的。主因在于这类恶性循环国，无法积累足够的资本、技术、人材与产品的出口市场。
至于外来助力，在1980年代前较流行外来援助，只是现在流行的主张则是贸易非外援，也就是透过贸易发展起来，如台、韩、新、港、马、泰、越南、中国等，便是走外向型贸易战略成功脱贫。非洲之所以发展不起来主因便是缺乏外来投资带动了工业化。约言之，对低收入国而言，招商引资是快速脱贫的快车道。这是一种引进来的战略。
对中等收入国而言，外来助力也是重要因素；但并不那么关键，以台、韩为例，之所以能从中等收入国进入高收入国，固然要靠贸易，但也同时要靠自助，如培养本身的产业与产业升级，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
在战略上，台湾较偏重中小企业，而韩国则偏重集中力量搞大企业，也各取得不同性质的成就。
大体上，台湾自1970年代以来便走电子代工制造路线；其结果是硬体制造强而缺乏自有品牌；韩国因为集中力量搞大规模生产，也据此发展出自家的名牌，如现代汽车与三星电子。台湾是硬强软弱，也尝试走软硬结合的路线，而不是一味只做代工生产硬体；只是软硬结合的战略成果不彰；而韩国则是不仅软硬融合，有自家名牌，也借此赚取更高的利润。毕竟，一般而言，软体的利润高于硬体。
台湾是电子代工产品一枝独秀，韩国则是电子与汽车工业也同步名扬世界。只是从人均收入角度看，台湾是约3.1万美元（13.7万令吉），只略输给日本的3.2万美元（14.1万令吉）。由于台湾是在日本之后发展起来，故也可说难能可贵，甚至有可能后来居上，人均收入超越日本。新加坡的表现则更令人测目，人均收入早就远远超越日台韩。
至于大马迄今依然尚未进入高收入国行列。主因在于大马缺乏高增埴的支柱产业，如台湾的电子产业或新加坡的金融业或制药业。据此，最近团结政府提出新工业计划与要打造东南亚最大的半导体研发与设计中心。从战略上说，这是正确的战略，只是从现实而言，可谓挑战重重。主因在于连半导体与伺服器代工制造强劲的台湾，也难实现软硬融合，更何况是大马。
进而言之，大马严缺人才，而薪资吸引力也不如台湾或新加坡，更何况大马政治变化大，政策也缺乏一贯性，不易说服内外资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投资。此外，这个产业有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集中化的倾向，即物以类聚效应。此外，当前发达国如美欧各国也日愈重视再工业化与鼓励外流的企业回流，据此而论，大马的挑战将是严厉的。
中等收入国挑战
今天中等收入国，特别是中高收入国如大马、泰国要更上一层楼，得面对更多更激烈的竞争，特别是来自中低收入国如印尼、越南的挑战。
当前的全球化与区域化有一个逐底竞争的向下竞争，也就是斗廉价的趋势，从而造成中高收入国薪资长期停滞不上。毕竟中高收入国起点高于中低收入国，工资、地价等也较中低收入国高，除非有特别优势，否则不易更上一层楼，特别是当一个中高收入国是高度依赖外资而非内资来提升产业升级换代时，更是挑战重重。台韩能升级，主力来自内资而非外资，而且台韩也曾经历经一个金融压抑阶段，即政府压抑人民的消费，把资金留在国内与转入投资。
这种投资先于消费的战略不是大马能实施的；实则，自1997-98年东亚金融货币危机后，大马经济增长的动力，已从投资与出口转向内需。这个内需战略也大幅提高了家债，进而抑制了进一步的投资与消费。中国过去30多年来能实现高速增长，也与这个金融抑制政策有关。
这个投资先于消费的战略，也是一种先苦后甜，需要前一代人或这一代人愿意承受这个压抑才行，外加上大马国家债务也是发展中国家偏高的债台高筑国，要政府拨出更多资金于长期性生产投资也是个难于跨过的障碍。说起来，不仅是中高收入国，连今天的发达国也面对著这个障碍。今天，发达国的平均公债已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而且出现了产业空洞化趋势，从而压抑了国内税收与中产萎缩现象。
伸言之，发达国本身也面对其特有的障碍，以致民粹型部族主义高涨。这是一个不论是中高收入国或高收入国均面对各种挑战与障碍的时代，而不是大马独有的现象，要如何成功突围，已是个大考验。
就此而言，大马也应走向南学习路线，学习新加坡是如何成功突围成为成功国家。新加坡人均收入能名列全球十大之一，可不是浪得虚名，而是名符其实的。是时候大马该向南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