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6日，台湾的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卫福部疾管署）接获日本卫生主管机关通知，一周前停靠于基隆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Diamond Princess Cruise）上爆发新冠肺炎大量感染。疾管署随即透过数码疫调掌握了钻石公主号邮轮乘客的移动路线及可能的接触者，以“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送警报简讯到可能接触者的手机，也以警讯通知，提醒在1月31日曾前往北台湾逾30处景点的民众自主健康管理至2月14日。
本文试从“事实”与“规范”的角度切入，一方面呈现政府部门如何掌控人民“数码足迹”（digital footprints）的实况与面向，展示智慧防疫下的“疫情热点”（epidemic hotspots）；另方面分析这些措施是否越过人权保障的红线、法律可以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在面对“智慧政府”的“数码防疫”时，我们可以有哪些观察视角与思考观点。
钻石公主号邮轮乘客足迹一把抓，怎么办到的？
指挥中心利用手机讯号及基地台数据，从五家手机公司取得乘客数位足迹，标定乘客曾逗留的地点，并透过接驳车GPS、监视器／车牌辨识系统、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及旅行业者提供的行程进行交叉比对。乘客的信用卡刷卡资讯，则基于隐私因素的考量，并未使用。
迫在眉睫的数码防疫vs不可侵犯的人权红线
以虚拟、数码化方式呈现、留存于各处的“数码足迹”，虽可以提供业者或公部门快速进行汇整与利用，但同时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引发游移在合法与不法模糊地带的疑虑。随著时间的推移，疫情时张时弛，各路人马不断追踪足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提问：这些措施和作法是否受到法律的规制？规范的密度是否足够？应否要建立与数位足迹相对应的细密规定？
问：国家可以搜集并利用人民的手机资料吗？
答：这道问题没有单一答案、亦很难一概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手机资料属于个人的资料；如果涉及病原体传染的地区或时间等资料，还可能是个人的医疗资料。原则上须经当事人同意，才可以搜集、处理或利用，若是医疗资料，则要当事人书面同意。
问：国家可以搜集并利用确诊者的手机资料吗？
答：如果是确诊者，也就是传染病防治法所称的“传染病病人”，于就诊时依法应接受医疗机构人员询问其病史、就医纪录、接触史、旅游史及其他与传染病有关之事项；病人本人或其家属，应据实陈述。主管机关为追踪确诊者的就医纪录、接触史、旅游史及其他与传染病有关事项，而搜集并利用确认者的手机资料，或许于法有据。但是也仅限于就医纪录、接触史、旅游史等“数码足迹”，而不能触及通话的内容。如果是疑似传染病的病人呢？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视同传染病病人处理。问题在于“疑似”的认定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需有一定的科学证据，而不能单凭主观臆测。
问：数码足迹调查有法律依据还是无限上纲？
答：台湾的《传染病防治法》虽有规定：“主管机关应实施各项调查及有效预防措施，以防止传染病发生”，但如此空泛的条款能否用在如此大规模的疫调上，特别是向电信业者索取用户资料，令人怀疑。另有一种讲法，法律依据是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7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不过，这条规定的空泛程度，比之前者，不遑多让。
问：因防疫急如作战而支持概括授权条款？
答：有人认为这种“概括授权条款”有其必要，理由主要是：疫情散布快速、病原前所未见，爆发点或蔓延面都难以事前预料，因此主管机关需要有依个别具体情形判断的权力与应变的空间。不过，运用科技，追踪病毒蔓延路线与人流轨迹，建立并预判疫情热点，在防疫工作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早已是现代防疫的代名词。特别是透过演算法与机器学习技术（所谓AI-driven epidemiologist），已在私部门被广泛运用，更是各国政府竞相采取防疫措施的必要手段。因此，接触者数位追踪的采用非但可以事前预见，更因其涉及个人的敏感资料，在法制上无疑应该建立一套严密而完整的防范机制。
数码时代下公私领域的协力与分界
国家能否搜集并使用人民的手机资料？有无完备的法律依据？涉及数码足迹游走于人权红线的法律问题起点，构成法治思维的枢纽。疫情防治期间，个人的资料接连不断地为智慧防疫系统输送源源不绝的运作养分，个人的隐私则在不知不觉间一点一滴地被侵蚀。尽管有些资料不在政府的手上，但在“公共利益”或“紧急状况”时，如果政府可以恣意要求电信公司提供相关资料，用以连结多项资料，将电话、IP位址、车牌、电子票证号码、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与银行帐号等资料进行勾稽与连结，形成“数码足迹、剖绘、监控”三点一线的因果串联，链结出多维介面的数码监控网络，将与侵犯人性尊严的距离，越来越近。
台湾这次防疫的时代意义及值得反思的法治课题在于：当代资讯国家如何凭借“公私协力”的监控体制决定行政事务。在数码时代下，要如何追寻合乎“法治”原则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规范模式？当数码治理工具应用于行政管制和执法体系时，如何确保司法救济的可能性和可课责性？作为数码公民社会的一员，我们或许就正在见证后疫情时代的数码治理术。
瘟疫中逐渐消失的人权防线
瘟疫的爆发与法治灾难的酿生未必有明确的起点，但是我们可以设法防范、找出终点，预防再次发生。我们可以运用法律逻辑，追踪人为走过的路径，进行批判性的法治反思。“人性尊严，不可侵犯”这条不容跨越的人权底线，在瘟疫蔓延时，似乎显得模糊一片。如果我们还想保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尊严、不失人的本性，就必须再次把这条线划清楚，并且坚守之。
◎智慧防疫小讲堂
一、细胞广播：发送特定区域全区
对大范围群体发送讯息，属于点对面的传递方式。先由主管机关把警示讯息传送到台湾的科技部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建立的“灾害讯息广播平台”，再转换为细胞广播模式，传送到行动宽频业者建置的“细胞广播控制中心”，再转化为涵盖发送范围的对应资讯，经由4G网路传送至对应基地台，最后以细胞广播的方式发送至民众的手机。
二、类细胞简讯（即“细胞简讯”）：发送给曾经与确诊者“同时到访”者
发送对象是在特定时间与特定基地台交换过讯号的手机使用者。
三、“电子围篱”防疫追踪系统 ：以手机定位追踪居家检疫者或隔离者。
疫止神通：宏达电＋LINE＋指挥中心建置聊天机器人。让居家检疫的民众加入LINE群组，施行“双向简讯”通报机制，掌握检疫、隔离民众的健康状况。
旅客订位及行程分析系统 ：正在建置中。利用旅客旅游订位相关资料，进行大数据分析。
按：本文转载自“COVID-19 的人文社会省思”，鸣谢李建良教授同意授权。更多资讯，欢迎出席第27届林连玉讲座。
讲座资讯
日期：2024年5月1日（星期三）
时间：上午10点至下午1点
地点：林连玉纪念馆三楼活动空间
主讲：李建良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
主持：李铭杰博士（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李光前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