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或未来几年大马经济表现如何？是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课题；因为这也会影响到政权的正当性。
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代有可能是失落的十年，而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有可能是偏低的2.4％，即比2023年与2022年更糟。这也跟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紧缩政策，限制性金融、全球贸易与投资放缓、西方主要国家对中国搞去风险化与其导致的全球贸易碎片化等有关。
伸言之，这即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因素在起作用。此外，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与消费市场中国的经济放缓也是重要因素，就欧美而言，由于人口老化、生产力增长受限，一般人民的收入水平实质上停滞，外加上收入与财富两极化，富有者更富，中产阶级萎缩，自然也限制了消费的增长。消费力受限、经济增长当然也有限。这也是何以近年来欧洲的增长率均停滞在1％左右，而美国也不会超过2％。其结果是，增长动力主要还得靠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的新兴市场。
比较而言，南美洲基本上缺乏增长动力；非洲不同国家增长率差异大，只有亚洲国家多呈现出较强劲的增长，如印度、印尼等人口大国。
从数据来看，在2010年代，许多亚洲国家均能维持较高速的增长，如孟加拉、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均能维持年均5％或以上的增长率。大马则自1997-98金融货币危机以来便维持约4.5％年均增长率，也算不俗。问题反而是由于大马人均收入已高达约1.1万多美元（5.21万令吉）。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升级与提高经济活动层次，则将从4.5％逐渐递减至4％以下，甚至更低。
这是因为过去20年来大马基本上依然是靠低工资与其他亚洲与非洲国家竞争。可由于已经是中高收入国，不可能与中低收入国或低收入国斗廉价。实则，这20年来大马已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斗廉价而陷入逐底竞争的陷阱而艰以自拔。也就是说，大马其实在低端产业方面，已失去成本优势。
追究起来，1997-98年泰国、大马、印尼等国会发生东亚金融货币危机，主因之一便是流失了不少招商引资机会，以致外资转移到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去如越南、孟加拉、印度，甚至是一些非洲国家。
外加上近年来大马又出台更高的最低工资制，致更多的内外资出走。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出路便是产业升值与生产力的提高。产业无法升级或大幅提高生产力。最低工资的提高只会赶走更多的国内外投资。这是大马目前面对的困境。
新经济模式
对此，大马政府也是心知肚明，如早在2010年政府便邀请多位经济学家检讨大马的经济政策。最终提出了新经济模式（The New Economic Model，简称NEM）。其中指出，大马当时的经济问题是，私人领域退居二线；在大马经商不易，出口虽强，但出口增值偏低；低技能工作等于低工资；生产力的增长率偏低；创新力不足；没有做到人尽其才；贫富差距在扩大中；约言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经济学家不仅指出了问题也提出了对症下药的解方，如重启民间的动力；提高与更新工作人口的技能与知识；创造富有竞争力的国内市场；强化公共部门，即做政府该做的事；透明与市场友善的扶弱政策；打造好知识与基础设施；包容性的增长与可持续增长等。
其实，要搞好经济并没想象中那么难；只要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16字真言，经济便会动起来。问题反而是政治决心与执行力，大马其实曾出台许多不错经济战略，只是战略归战略，有没有贯彻的决心与执行力才是关键。NEM便是一个实例，问题与解方都提出来了，可NEM却因为既得利益群的反对而中途夭折没能实施。
到了2023年，团结政府也提出了诸如新工业计划的宏愿，至于能否真的贯彻则有待时间来证明。毕竟一贯以来大马并不缺点子，缺的是政治决心与执行力。特别是，由于族群因素的作用，大马不易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才是症结。不突破族群因素困境，什么计划都可能沦为一纸空文。据报导，今年2月29日又将举办土著经济大会，能否出现市场友善的扶弱政策就有待观察。
就此点而言，最重要的是，政治精英要有各族共存共荣，同舟共济而非同舟共挤的双赢思想，有道是思路决定出路，态度决定高度，若是依然受制于此消彼长的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的框框中，那么一切将依然照旧，一如既往不会有新的突破，当然也不会开创出新格局，终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全民受殃而不是受益。
这是一个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也是一个不进则退的时代。许多国家都想力争上游，力求突破，但真正能突围突破发展中国家不多，这即有天时的因素，也有地利的因素；其中人和因素是最重要的。大马在1970-80年代已错失了天时；目前亚洲是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区，算是拥有地利，只差人和是否到位。在政治两极化的格局下，如何把两极拉回到温和的中间，是最大的挑战。做不到人和这一点，恐怕又是历史重演无法成为一个突破红海的穷国家。
大马在政治上已有所突破成功实现了改朝换代，接下来就看经济是否也能升级换代，这也将决定新政权的存废。只是也应看到经济的升级换代不是一朝一夕可成而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看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