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公司（1MDB）的前法律顾问兼集团策略执行董事卢艾萱（Jasmine Loo Ai Swan）已被大马警方逮捕归案了，这对一马公司丑闻涉及者不是一个佳音，这也有助于厘清千丝万缕的案情。
一马公司关键人物刘特佐，就因此案而匿迹销声，无影无踪多年了，可见是畏罪潜逃。
前首相纳吉的SRC案件（SRC国称公司是一马公司的前子公司）已经终极审讯，尘埃落幕，锒铛入狱；而如今一马公司案还在续审当中，卢艾萱被捕，是控方关键证人，应该更利厘清此案的来龙去脉。
而《鲸吞亿万》联合著作者布拉利霍普（Bradley Hope）也披露，刘特佐极有可能被软禁在上海。种种迹象也显示，刘公子人在中国。
另一方面，大马贪污监督组织（MCW）曾表示，我国在要引渡刘特佐回国这件事上，过程是极为复杂和具有挑战。这包括了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各国的法律差异及政治动态等因素。
令狐公子，认为在引渡过程中，可能面临以下法律问题：
第一，法律管辖权：
引渡通常涉及两个国家之间的法律管辖权问题。引渡请求的有效性取决于国际法和双边或多边引渡协定的适用性。
例如：某人在国家A犯下了金融诈骗罪，但逃到国家B寻求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A可能会请求国家B引渡该人。
然而，如果国家B认为该罪行不符合其法律定义的金融诈骗罪要件，他们可能会拒绝引渡，因为双重犯罪原则不成立。
第二，双重犯罪原则：
根据双重犯罪原则，引渡国通常只会考虑引渡嫌犯，如果犯罪行为在引渡国和请求国都构成犯罪。如果两国的犯罪定义或要件不完全一致，可能会引发法律问题。
例如：国家A请求引渡国家B的一名嫌疑人，指控他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然而，国家B并没有将该行为视为犯罪，或者他们的法律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与国家A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B可能会拒绝引渡，因为双重犯罪原则不满足。
第三，死刑问题：
一些国家对于引渡的限制涉及到引渡嫌犯可能面临死刑的情况。如果引渡的结果可能导致嫌犯受到死刑，一些国家可能拒绝引渡或要求相关承诺。
例如：国家A请求引渡国家B的嫌疑人，该嫌疑人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可能面临死刑。国家B可能会担心该嫌疑人引渡后会受到死刑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B可能会要求国家A提供保证，即引渡后不会实施死刑，或者判决将被转换为无期徒刑。
大家应该还记得蒙古女郎阿旦杜雅命案第二被告西鲁已经逃往澳洲，但基于澳洲引渡法令的限制，澳洲拒绝把西鲁引渡回大马。
第四，政治犯问题：
有些国家可能会拒绝引渡嫌犯，如果他们认为引渡请求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者嫌犯可能会受到迫害。这是因为引渡协定通常排除政治犯的引渡。
某人在国家A被指控犯有政治犯罪，并在国家B寻求庇护。国家A请求国家B引渡此人，但国家B可能认为这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引渡请求。根据引渡协定，政治犯通常不会被引渡，因此国家B可能会拒绝引渡该人。
第五，权利保障：
引渡过程中，引渡嫌犯的权利保障也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引渡国可能要求请求国提供有关嫌犯将接受公正审判、不受虐待或不当对待的保证。例如，引渡国可能要求请求国提供嫌犯在引渡后将受到人权保护的保证，以确保其权利得到尊重等权利。
第六，证据问题：
在引渡过程中，请求国可能需要向引渡国提供关于嫌犯的证据，以支持引渡请求。如果这些证据不符合引渡国的法律标准或要求，引渡国可能会拒绝引渡。
由此可见，以上是引渡过程中可能涉及的一些法律问题，具体情况取决于相关国家之间的法律框架和引渡协定的内容。
刘特佐会逃离他国，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考量，要我国面临引渡回国重重关卡，真是“犯罪奇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