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促进增长的角度看，除了资源的短缺与误置（不当配置）与劳动力短缺外，发达国还面对一个生产力递减，甚至停滞的困境（长期停留在1％或以下）。生产力下跌或停滞，无疑与生产性投资不足有关，而投资不足又与资源的错误配置有关，也就是一般所谓的短视近利的课题。
政治经济学界长期以来便抱怨说，选举民主国有一个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视化病，而这个毛病的产生又与选举制度有关。也就是选民通常是短视近利的，只想多取少付，只想获取不想多付出。这种人性之常（自私自利）也使政客为了投选民所好而不敢得罪选民。
其结果便是，讨好型政策大行其道，特别是讨好退休选民，因为这些有钱有闲有组织的老选民投票率较一般人高（相对于年轻人投票率较低）。
这就使得社会支出，如养老金与医疗，节节高升，吃掉了生产性投资。可以想像这么一来生产力当然也会水降船低，形成另一个恶性循环。
更甚的是，在表面上是多元团体互相竞争，争取公共资源的情形下，有钱有势的企业集团通常能对公共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使公共政策向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倾斜，让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大获其利，有人还用企业福利（Corporate welfare）来形容这个现象。
其后果便是经济不平等日趋严重，不少中产阶级还“脱富返贫”变成低端人口或焦虑的中产，进而成了激进中产。这个中产激进化的后果之一，便是民粹主义的崛起，不少投机政客也乘势自称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或救星，如美国的特朗普或英国脱欧。一个较少人提及的是，脱欧派主张把英国缴纳给欧盟的款项转用到国民医疗体系。
这实际上是个用民主之名来破坏民主的悖论现象。投机政客爱用简化问题，转化恐惧与散播阴谋论来动员人民反即成体制。易言之，选举民主是一把双面刃，可以促进和平，稳定繁荣也可以用来反民主造成动荡，不论是欧美先进民主国或发展中国如泰国与目前的大马均是如此。
按理说，选民如果是理性选民，他们应该支持合理公共政策，如必要的开源节流，也就是增加税收与节俭不必要的支出；只是多数选民不爱听到开源节流而爱开流不开源，也就是继续扩大支出而不要增加税收。
无痛预算案
说起来，这也是人性，人性本来就是自利的，什么长远目标，福留子孙都不比上眼前的得益重要。选民的这种需要自然促使政客投其所好，提供皆大欢喜的无痛预算案。
可以想象，不到真正面对破产时（如希腊）这种短视近利的供需关系才可能不得不改变。不仅发达国如此，大马也不例外。
今天发达国面对的困境也很可能是大马正在途中的境况。不论换不换政府，继续开流而不开源很可能就是大马已身在其中的进程。这是人性与制度使然。
吊诡的是一党独大的新加坡，反而可能反其道而行，也就是敢敢走求好而不是一味讨好的路线，如最近又调高消费税到8％，以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当然低速增长或停滞的原因是多重与综合的，不是单一因素致成。
除了上述分析外，也有人认为，区域化、全球化也是个原因；只是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区域化、全球化具有两面性（也就是悖论），是正面大于负面或反之，取决于应对的政策，国际合作及一国发展阶段而定。
从整体与长远的角度来看，区域化、全球化与技术进步是有助于扩大生产力与提升全球范围内的生活水平，尽管在这进程中会在某个阶段产生不同的赢家与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