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廖文辉博士在《马新史学80年》一书的说法，在马新华文源流的史学，有一个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的演变进程。
所谓南洋研究是说，在1930年代马新两地（当时称为马来亚）内一批学人致力于南洋的方方面面研究。其历史背景是南洋是华侨华人最集中之地，且在1930年代中国处于艰难时期，很需要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的互动，而生处南洋的一些从中国南来的文人也觉得有义务深化对南洋的认识。
只是，当时中国与南洋本土均缺乏专业的研究人，因此，研究者多为民间学人，他们或出于个人使命感或业馀兴趣，在南洋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如许云樵便出版了不少有关南洋的著作。
许云樵还在1940年主编了《南洋学报》；此外，陈育松还在1935年创办了《南洋出局》出版《南洋杂志》、《南洋少年》、《南洋儿童文库》等，这个南洋研究的热潮持续了约40年，到1970年方逐渐淡化和过渡到华人研究的阶段。
1970年代会出现这个过渡自有其时代与思潮的因素，特别是1969年的513事件。513事件后，大马的政经文教方面均出现了重大变化，如马来霸权的进一步巩固与升级；新经济政策与国家文化政策的出台，以及英校的马来语化等。
可以说，1970-80年代是大马华族在各方面备受挑战的时代，致使华族在政治上觉得有志难伸，在经济上担惊受怕，在社会上郁闷不乐，在文化上深感文化面的危机的多重困难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洋研究会逐步转向华人研究，自是可预料的变化。毕竟，较偏重史地的历史研究无助于华族的自救自强。
华社苦闷与无奈
从时代与风潮的角度看，1970年代前后华社本身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质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寻求突破困境的民族自救运动，甚而至于期待出现民族救星如不少人把陈群川视为华族经济救星，会出现这种期待，也是人之常情。
毕竟，当时的华社充满了许多无奈，报章上常有看到批评政府政策常出现执行偏差或行政偏差的抱怨。当时的马来霸权也确是霸气凌人，咄咄逼人。在这样一个充满苦闷与无奈的时代，很自然地会出现重视华人研究的时代思潮，以回应来自马来霸权的多方面挑战。
这个回应在1980年代逐渐变得具体化，如在政治上的“三结合”与“两线制”的提出与实践；在经济上搞化零为整的集资搞大企业的运动；在文化上也出现了更重视本族文化的运动，特别是表演文化如舞狮舞龙的普及化。就文化层面言，华社也组织了诸如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或文化节运动，创办华社研究中心等。
可以说，1980年代是特别专注于华人研究的年代，惟进入1990年代后，随著巫统有所收敛，马哈迪政权也放宽了一些打压华族的政策后，华族也在1990年代变得较开朗而不像1970-80年代那么苦闷无奈。特别是随著烈火莫熄运动的展开，进入21世纪后，华族也出现了更重视跨族群的活动。或许可以说，华人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向马来西亚研究过度的趋势，出现这个变化自有其势，理，情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