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华文化，中国的高层或大传统的知识人，多认为中国文化具有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特征。如学者爱引用孔老夫子的名言“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等名句，来证明中华文化的人本性与理性。至于祭拜祖先则被视为伦理实践。
应该说，以儒家伦理为主流的中华文化确是具有浓厚的人本与理性主义特征；只是，普罗大众特别是市井小民与广大的农民则多是见神就拜，入庙则烧香的信仰满天神佛的信众。
因此，谈中华文化包括东南亚的华族文化，就得把民间宗教信仰考虑在内，而不宜只谈那些高雅、理性、富有人本主义的部份，特别是，下南洋的华族先人，多来自下层社会，且有很大百份比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老粗。他们对原乡的民间习俗与信仰，多是信而不疑的。
尽管如此，由于儒家文化的潜移默化，华族的宗教信仰也据此而表现出其特色。学者在论及中国的民间信仰时，常用综摄性（syncretism）来形容之，也就是中国的民间信仰，多是多种信仰混合不分的综合性或融和性信仰。
最明显的便是自宋朝（10世纪）以来，便颇流行的儒、释、道三家合一的信仰特色。此点，也可从诸如《太上感应篇》这类儒释道三家合一的观善惩恶的流传甚广的善书中一窥究竟。
元时（13世纪）出现的中国化的观音传，也是个把佛教教化，儒家孝道与道教仙人综合起来的中国化的观音传。这道传记把源自印度的男性观音，彻底改造为女性的观音，以迎合普罗大众，特别是女性信众的需要。这种因需造神的手法，可说是见怪不怪。
对严格的一神教徒言，如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这样的因需伪造可说是大逆不道；惟对中国人言，这可是难得的创新。这个综摄性，也突显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有道是，有容仍大。这个包容性，不仅见之于传统的儒释道三家合一中，也见之于新兴宗教中，如1939年在潮州创立的德教。
德教以德称教，突显出这是个以德为教，教不离德，德不离身的新兴宗教，不但是儒释道三合一，甚至是把基督教与伊斯兰也包容进去形成五教同宗的有容仍大特征。德教声称，中国土产的道教崇德，佛教重慈悲，儒家讲忠义，基督教谈博爱，而伊斯兰重慈恕。也就是从伦理的角度看，皆是万善归一，同样是劝善惩恶的宗教。在大马，德教便有170多个分会，是个有制度化的宗教。
同理，另一个新兴宗教一贯道，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基础上，把基督教与伊斯兰也包容进去，把五教视为同宗。一贯道是台湾的第3宗教，有200多万信徒，在大马也有不少信徒与组织。许多从事素食行业的，均与一贯道有关。
除了制度化宗教如德教与一贯道以外，许多民间宗教或没有组织的民间信仰，也多是多教合一的信徒或至少不介意多教合一。俗语说，多一个朋友多一道桥；同理，多拜一个神也多一份助力，多拜几个神是不会吃亏的。这就使民间信仰或宗教具有多神倾向。
对一神教信徒言，这确是难以思议，也认为华族的信仰不够认真，不够专一。这确是个公理婆理的课题。尽管是拜神求佛，满天神佛，民间信仰通常则认为，只要敬神如神在便可，重点在于诚而不必介意形式上的多神或一神。
深层地看，大马华族民间信仰或宗教不但具有多神倾向，且也常神佛不分，也佛道不分。这可能与他们的文化水平有关，也与自宋元以来的三教合一传统有关。道佛不分的一个实例是，在中国本土，如在闽南（福建省南部）便流行许多土产的地方性信仰，如清水祖师信仰。
从清水祖师这个名词来判断，他应是一位道长，可实际上，这位祖师却是位僧人。同样有趣的是，这位僧人竟是以祈雨有灵著称；按理说，祈雨这种民间习俗，应属于巫术范围，如马来社会中的巫医，但这位佛门子弟，却因祈雨灵验（或是碰巧天助其成）而备受崇拜。
这里也突显出，华族信仰的一个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其实，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一贯以来便认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具有浓厚的功利性。只是笔者之见，不论是什么教，高级或低层次宗教，都免不了有许诺与利诱的成份，如行善进天堂，行恶入地狱。因此，深层地看也具有功利动机。只是，差别只在于有没那么明显而已，而华族则表现出强烈的纳福迎祥愿望。
华族实用主义的信仰观，也突显出其信仰具有浓厚的人间性与现世性或现实性，也就是所拜的神佛多具有特定的或多样的功能或神通，而不是讲大道理的神佛，如拜土地公与灶神或天宫便是。新年期间，大家拜福神天宫便是祈求天宫赐道，这是道教的福神。同理，土地公则是地方的保护神，而灶王爷则是家神，也是能带来福气与驱邪避疫的善神。这是从人性度神性的表现。
在华族的信仰中，若从实践的角度看，华族的信仰有重实践轻理论的一面。此点，最清楚地表现于观音信仰中。观音的地位低于佛祖，可民间最多人拜观音而非佛祖，何以如此？理由也很简单，佛祖的那一套说教太玄出世不符合普罗大众与善男信女的实际需要。
善男信女要的是现世与现实的实际实用的有求必应，而不是什么曲高和寡的玄理，说实在的，佛理也不是一般普罗大众能掌握的如什么是四大皆空？十二因缘？这与现世现实的生活需要有什么直接关系？
反之，观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还能是“送子观音”，这就实际得多。华族的实用主义信仰观，也见之于诸如九皇爷信仰。本来九皇爷本是道教的神，是天上的九颗星，即北斗七星加勾陈与紫微九星，也各有有名词。这九星还是斗姆的儿子，可传到泰国后，这九颗道教的真君，竟成了九星佛爷，是佛爷而非道教的真君。大马华族还因瘟疫而特地到泰国分香火，请了九皇爷下来，还把九皇爷当成驱邪去疫的福神善神。
实则，这是把九皇爷与流行于福建的王爷信仰搞混了，王爷信仰是代天巡狩人间的守护神，后演化为有驱邪去疫的福神，故有收集病疫后，把这些邪疫送到船上到海中去烧掉的习俗，可我国华族则把皇爷当王爷来处理。只是这也无所，本来中国民间信仰就是颇混乱的，只要敬神如神在就好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也无须去区别那么精准。
情形就如信相因果报应一样，重点不在于因果报应是否科学，而在于它能否发挥奖善惩恶的作用，相信举头三呎有神明的信众，若也信有因果报应，甚至写“功过格”，每天记录自己行了多少善作，多少恶，便能起警惕作用，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古人早有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类因果报应观也不是印度或佛教的专利。早在佛教东来之前，中国人便已有这类馀庆与馀殃的因果思想信仰。不论它合不合乎科学，只要能起正能量作用，亦不必太过计较其科学性。
人世无常，人意易疲，不易把意志坚持到底，特别是在发生天灾人祸的时期。在中国，自明朝以来民间也流行“三期末劫”的劫变说，宣传天灾人祸频现时期，民众应入信某某有神护卫的教，如罗祖教，白莲教等，以便入教避难，避开大劫大难，以免在劫难逃。对此，倒应有所警惕。
宗教要吸引信众总得有某些许诺与利诱，这也什么好说的，重点就看它是否一种劝善惩恶的宗教，情形就如权力与利器一样可以用在积极面，也可以用在消极面，关键就在于正用与滥用之分。同理，正信与邪信之分也应用这个标准，对有经典有组织的民间信仰或无经无组织的民间信仰也应做如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