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近来对反冠病疫苗者和拒绝接种冠病疫苗者持较为强硬的立场：卫生部长凯里曾提及在部分领域强制员工接种疫苗以对抗反疫苗者甚至声称要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一些；前首相慕尤丁也曾建议强制接种，并认为应当对反疫苗者采取严厉行动。除此之外，行动党国会议员林立迎、霹雳州行动党领袖黄家和等人亦赞同此做法，可知民间舆论大多持此立场，才会让朝野双方在这项课题提出同样的解决方案。
虽然政府并未准备立法强制公民接种疫苗，但政府未对非医药因素而拒绝接种者提出替代政策以帮助他们继续过著日常生活，反而提出歧视性的政策，试图“惩罚”未接种者，实质上形同变相的强制接种。问题是，我们真的有需要强迫数量极小的拒接种者就范吗？
支持威逼或强制接种的理由是考量到公共利益，他们认为未接种疫苗者将成为防疫突破口，以致疫情无法根除，或其他人民将曝露在疫情的威胁之下，因此他们认为即便不强制反疫苗者接种疫苗，也应当限制他们的个人自由，呼应著凯里前文所言。
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疫苗的功效，方能回应这项指责。根据医疗媒体《CodeBlue》的报导，虽然疫苗有效降低了我国的确诊病例，但在9月28日至10月11日间，我国十多万宗确诊病例中有过半数确诊者为完整疫苗接种者，已经证明疫苗无法完全有效阻断病毒传播，完整的疫苗接种者也会受感染和传染给其他人，所以仍可能成为防疫缺口。
假设一位没接种疫苗者与完成疫苗接种者同样有可能染疫，那我们凭什么对未接种疫苗者采取诸多限制，如不允许堂食、跨州等。这相当于认定未接种疫苗者已经成为需要接受隔离、正“威胁著他人”的感染者，而非将之视为一个身心健康的公民。
所以，既然完全接种者也有可能染疫，冀望全国民众都接种疫苗后便可达到群体免疫已不实际，我们仍然要歧视目前或少于5%未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吗？
尊重未接种者个人自由
此外，强制接种疫苗或对拒接种疫苗者采取强硬态度，乃不尊重公民的自主权，有违反医疗伦理之嫌。如今我国成人疫苗接种率已接近95%，对于少数不愿接种疫苗者，掌控国家宣传机器的政府理应采取理性沟通和劝导教育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对待他们，而非以惩罚、对其日常生活造成不便的手段迫使人们接种疫苗，如此行事自当适得其反，令反疫苗者或阴谋论者更坚定其观点。
相比起担心这群未接种疫苗者在职场造成感染，我们更应该关注未接种者的个人健康，因为相比起已接种疫苗者，他们更有可能因接触到已经染病但因疫苗效果无症状的职员，最终受感染后对自己造成伤害。
资方（不论是政府公务员或私营企业）若真关心这些职员的健康，应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协调，如减少他们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避免他们受感染。资方理应在尊重职员的个人自由下为职员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包括定期为每一位员工筛检，而非以解雇作威胁或强制接种。
与此同时，资方也应该鼓励职员接种疫苗，使用积极正面理由和诱因说服他们疫苗可有效保护他们的健康，例如虽然疫苗无法杜绝病毒传播，但是能够降低重症以及致死率，让职员了解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同时尊重他们的选择。
塑造民粹领袖形象
强制接种疫苗或针对未接种疫苗者的种种限制完全是一个民粹政策，因为政府没有必要对反疫苗者采取强硬的态度，身为卫生部长的凯里也没有必要对反疫苗者强势喊话，扣除掉全国95%的成年疫苗接种者以及因健康因素无法接种者，剩下的反疫苗者或未接种者其实并不多，他们所能影响的人就更加稀少了。
如今凯里选择煽动并利用民间对未接种疫苗者的歧视来推动疫苗接种，可能会导致政府错过正确宣导民众接种疫苗的目的。
要知道政府执掌了国家的宣传机器，他们应当和其他国家共同对付网络上虚假资讯，正面回应民间对疫苗产生的疑虑与攻击，制止虚假资讯在民间流传，并且公开透明地公布疫苗有效性、副作用及其发生率的详细数据，才能让反疫苗者回心转意，在评估了重症死亡和疫苗副作用的风险后，自愿接种疫苗，或自行承担受感染而得重病的风险。
除了加强针对反疫苗者的立场，凯里日前也在社交媒体喊话政治人物，提醒他们注意佩戴口罩，这种种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帮助自己塑造一个民粹领袖的形象。自其执掌全国疫苗接种事务以来便在民间积累了不少声望，因此在这个课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以至于近乎剥夺反疫苗者的基本人权，是其积累政治资本的渠道，绝非防疫的必要之恶，我们应当予以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