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并不意外，但在此时突然出现一个新的政党倒叫人眼前一亮。不是因为这个党的领导人曾是学生领袖，而是因为他是当今首相依斯迈沙比里的兄长卡玛拉扎曼（Kamarazaman Yaakob）所发起的“人民权力党”（Parti Kuasa Rakyat）。
他在1973-1974年担任马大学生会主席时，曾与安华一道在1974年参与领导华玲农民的反饥饿运动（逾万人参加），也与安华一起被捕，在内安令下被监禁两年。
他透露在两年前已酝酿要成立新党，但延至今年10月10日择良辰举行推介礼。这个党的特色是不分种族，开放给各族人民参加。他说，党将为B40、M40的中下阶层人民争取更大的权益，包括废除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的贷款制度，改由奖学金取代；同时也要争取政府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房屋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身为社会主义者，他表明新党将采取亲政府政策，且会参加未来（第15届）的大选。除此之外，他也承诺赋予沙巴和砂拉越的党员更大的自治权，以决定州级领导层人选，也让东马人推选党署理主席及副主席的职位。
由于这个政党被形容为“Marhainism”（马海主义者），要为穷人发声，因此格外引起前部长再益依布拉欣的关注。他说，在学生时代的希山慕丁拉益士和卡玛拉扎曼都被列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一如后期的再也古玛（社会主义党主席）的形象。但他希望卡玛拉扎曼能一视同仁，促请政府早日批准由前体育部长赛沙迪所领导的“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MUDA）得以成立。
到底什么是“Marhainism”？这得从印尼说起。在20年代，有一位贫农Marhaen被苏卡诺（后来的印尼总统）发现他家庭的贫穷是因为缺乏生产农业的工具，因而被形容为被剥削者的代名词。在30年代，苏卡诺使用“Marhaen”来作为“无产阶级”的化身。这样一来，“Marhaenism”成了苏卡诺所认定的社会民族主义、社会民主及文化宗教信念的总和。
第三条道路
再后来，苏卡诺将其政治学说演变成“纳沙贡”（即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宗教主义三结合），这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马来西亚第一次在政治上采用“Marhaen”字眼的是阿末布斯达曼。这位社会主义者在战前已是左派的领袖，在1937年领导马来青年协会（KMM）的活动，而在40年代被查封。
战后的1945年，布斯达曼又参与领导马来国民党（左翼的政党），后因被指受共党渗透而在1950年被查封，且与党主席布哈鲁丁等人被捕入狱。
1955年，布斯达曼与布哈鲁丁共同成立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在翌年布哈鲁丁转去领导伊党，人民党则交由布斯达曼独挑大梁。
1963年，布斯达曼被捕入狱，他的人民党被另一学者卡森阿末所取代，直到1968年出狱。眼见人民党已成为卡森的政党，乃在同年（1968年）成立“Parti Marhaen Malaysia”（PMM，中文译为无产阶级党）。因为群众反应冷淡，布斯达曼于1974年将“无产阶级党”并入由陈志勤领导的“社会正义党”（Pekemas）。这个新党的成立是因为布斯达曼找不到回人民党的路。
从马来青年协会、马来国民党、人民党、无产阶级党及社会正义党的蜕变来看，它象征著阿末布斯达曼的政治斗争一直在左边阵营打滚。于1983年，他在郁郁寡欢中逝世。尽管人民党在90年代由赛胡申阿里接棒，但始终找不到突破口。
中间偏左政党的失落
其实，社会主义在马来西亚并非新鲜组织，早在独立前已有马来国民党（1945年成立）及民主同盟党（1945年成立）走社会主义路线；更在1955年又有人民党的成立，直到1963年又加入国民议会党，三方成了“社会主义阵线”的同盟党。
虽然直到今天，马来西亚仍有活动的政党不下75个，但真正归纳起来有长期执政的国阵（主要的成员有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属于右翼政党，在2018年大选时输掉政权，可在2020年政变下，巫统领导的国阵，与希盟分裂出来的土团党、伊党和砂拉越政党联盟组成国盟，重返权力中心。反之，原本属于走所谓中间路线的希盟（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又再沦为反对党。
这之中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中间偏左政党的失落，也看到右翼政党的抬头。在政党及政客的交叉过程中，我们已分辨不出到底是中间偏左或右翼的政党在当政，或是中间偏左也是当政的一环？所谓朝野合作来推动政改已变成含糊不清的政治路线。
在这样的条件下，若新的社会主义政党想为赤贫一代呐喊，似乎仍未找到门路。非常可悲的是，自2018年以来，政党只有向下沉沦而分裂未能展示其令人振奋的一面，毕竟种族和宗教遮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既然人民权力党是亲政府的政党，我们也无法寄望这个新党能带领“无产阶级”翻身，理由是新党的理念与当下执政党的理念格格不入，也充斥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思想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