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短短的一年半，马来西亚竟然成为新冠肺炎的重灾区之一。从2020年1月25日记录的第一宗病例到今天的前后18个月，马来西亚已从零号病例激增至逾百万人被确诊，而单日的确诊人数却是破天荒地达到1万7千宗，死亡人数则超过8000人。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大，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虽然第一宗病例是来自中国的游客，但在2月3日发现的第一个本国人在新加坡出席会议后回国被确诊，而在2月5日则出现首宗本土感染个案，患者传给他的妹妹。自此之后，疫情慢慢传开。
巧合的是，在去年2月23日，马来西亚突然发生“喜来登政变”，改由慕尤丁上台，他也将整个政府人事全面更换，并在半个月后，即3月18日迎来了第一个行动管制令（MCO）。当时才日增125宗确诊病例，累积553宗，不算“危急”。政府便开始实施行管令，可权当未雨绸缪之举。
所谓行管令是专门针对疫情而设的。虽没有宣布“全面封锁”（Total Lockdown），但从去年3月第一次的严格检查和采取惩罚措施对付违规人士来说已形同是“封城”举措。除了禁止民众外出外，也不准堂食，只能打包食物回家用餐。即使对民间的业务和行动有所限制，但在最初阶段，大家都忍了下来。人民相信很快会“解禁”，不必在意短暂的禁令，也对学校的停课没甚异议。
在此期间，情况并未好转，但也不至于很坏。政府又延长至5月3日才稍微宽松，也被称为有条件行动管制令（CMCO），允许较多行业开市，在限制人数下批准在饮食店内用餐。
继之，在2020年6月10日后，政府实施了复原行管令（RMCO），这算是第三阶段的放宽，不再限制民众跨州，并且允许民众国内旅游。商场、电影院、夜市等允许开放，营业时间也得以延长。
病例居高不下
但这复苏期拖延至2021年3月31日，前后9个月。不过在复苏期期间，也有一些州属依然有不同程度的管制。因此我们在行动管制令、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或复原式行动管制令下的相互切换下生存下来。
本来民间期望在今年3月过后不再有行管令，但病例有增无减，又延长复苏管制令。到了5月28日，日增病例破8千宗，累积病例高达50万宗，且有2552人死亡。因此政府不得不宣布从2021年6月1日起，全国“全面封锁”。可是事与愿违，我国的确诊数目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升高，从日增千多宗到突破1万宗，再飙升至1万7000多宗。
面对一再恶化的疫情，大家显然都束手无策，未想再出现变种病毒。所谓从印度传开的变形病毒Delta，至今已有超过100个国家被搞得团团转。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马来西亚在应对疫情恶化上所采取的措施不但没有突破，而且手法传统和保守，更看不到绝招。举例来说：1.首相在日前委任国防部长依斯迈沙比里为副首相之际，也将依斯迈沙比里原本负责的安全事务交由外交部长希山慕丁领导。这种安排让人感觉是为了应付巫统对国盟政府的施压，而作出的妥协，并非为了疫情而作出的大改革。
这不禁使人想到印尼的情况。总统佐科威鉴于国内的宗教势力膨胀，乃在2019年总统大选时刻意挑选具有强大宗教背景的马洛夫阿敏（Maruf Amin）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以抵消印尼宗教派人士支持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他也是印尼前总统苏哈多的女婿，具有强大的军人背景。
在选举过后，印尼的《雅加达邮报》的高级编辑戈梅努斯巴布（Komelius Purba）撰文质问当下印尼的副总统马洛夫阿敏在抗疫上有作过了什么贡献？已经77岁的副总统在去年面对疫情冲击时，竟然提出政府应颁发免疫证书予外国游客进入印尼，结果引发争议。
如今，印尼的新增病例每天几万宗，累积确诊超过300万例，而有8万6000多人死亡，情势十分严峻。
疫情变本加厉
在这之前，不甘失败的普拉博沃向法院起诉选举舞弊，但败诉。为息事宁人，在2019年10月总统佐科威破例地委任他出任国防部长，而与他搭档的副总统候选人桑迪阿加（Sardiazauno）也被委为旅游与创意部长，平息了国内的示威运动。
同样的，慕尤丁委任副揆应该是为了对抗病毒而设，不是为迎合巫统而设，这对深受疫情影响的人民是不公道的。我们所要看到的是具有魄力和有智慧的副揆，协助首相带领国人摆脱病毒，而不是仅做书面报告。
其二，卫生总监诺希山说，如果条件不变，而接种人数达到80%，到了今年10月，确诊病例会降至1000宗。他又说，当确诊人数达到1万7千宗后，就会转过头来下降。
对此，行动党领袖潘俭伟作出批评说，不要作出未能兑现的承诺。当在今年5月23日时，马来西亚的人民已被告知，如果人民作出牺牲而守在家里，疫情就会下降。可事实上，疫情不但未改善，反而变本加厉。
我们也不知道，诺希山如何作出这样的推论？就这一回的新冠疫情来说，一切都未成为过去，斗争还在持续，人类还在因病毒的肆虐而困斗。
马来西亚正陷入一个未可测知的将来，副揆能否告诉我们，今年10月过后就天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