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东西方，一个政权要稳住所统治和管辖的社会，某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免不了的。尤其在古代，基于资讯、交通、生产、军事等科技的尚未发达，对很多内陆或边缘地带，中央政权往往鞭长莫及（所谓山高皇帝远），实际上无法时刻进行具体管控，所以只能设法通过民间自发，官方认可的行政乃至文化系统（习俗）来推行遵循中央路线的“自治”。
问题是中央要如何达到如此“遥控”呢？于是乎，古早以来，掌权者即已发现能够左右人民认知、思维和心态的意识形态建构，包括宗教，诚是最理想的管道，甚至“工具”。如说中国东周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就很清楚地看到通过思想文化教育实行的“礼治”比“法治”更实质、更合理。
当然，儒家的出发点更多是在于前者比较人道，惟实际上，尤其到了汉朝一统天下之后，中央很快就发现礼治诚有唯法治主义（如秦朝者）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换言之，汉朝的独尊儒术（并非完全摈弃他家，乃至有所谓“儒表法里”之说）著实是有其合理性的，毕竟帝国实在需要一套可以推行全天下的“皇家”意识形态来稳住社会，给予社会一个明确的共同语境、方向和路线。于是乎，自汉以后，虽经过几次政治大分裂，包括异族统治，但中国始终借儒教作为维系社会（扩大而言即是文明）的支柱和纽带。儒家的夷夏观、中原观、天下观、大一统观、忠孝观等，著实对维系中国和中华文明有著非常关键的作用。
事实上，欧洲的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发展，即在公元4世纪后，皇权开始认可基督教，颁布了把其合法化的《米兰敕令》，之后更订立其为新国教，其中便有希望借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重整帝国的意思。虽说罗马大公教未能维系帝国的政治生命，但其确实在社会文化层面创建了一个大一统的欧洲“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且之后，包括新皈依基督教的北方蛮族王室，长久都还保留著复兴或赓续罗马帝国的意念，之所以才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
有趣的是，不仅大一统观，基督教世界的众王室其实也有颇明确的“夷夏观”，即不皈依基督教的群体都是“异教徒”（Pagan），属需区别甚至抗争的对象，所以如公元8世纪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南征穆斯林西班牙之馀，对于东边被降服的蛮族，如萨克森人亦是强迫皈依。
当然，除了罗马帝国和蛮族王室的武力讨伐结果，不少蛮族政体也自愿皈依罗马大公教，其中或也不乏出于对意识形态之政治功能的认识，也算是从部落转型为王国的理性化之路。
辗转到了现代，今天的各国政权的确还须仰赖某种共同意识形态（如国家原则）来稳定社会。惟由于科技发达，国家机器的规模和效率大为提高，统一的意识形态，包括宗教的作用就相对没那么关键了。这加上政经文教领域的演变带来思潮转变，包括个体化和民主化，统一意识形态的做法确有点“过时”，是以今天不少先进社会都开始讲求多元化、开放化。虽说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一定的“共识”甚至“灵魂”，但这并不表示精神上大家都必须同质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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