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在对抗新冠肺炎超过1年多，仍然面对每日新增病例居高不下的危机，导致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第三度实施行管令（MCO）。从5月12日开始，全国实施行管令3.0，直到6月7日。这之中除了不准跨州和跨县（除非有函件证明外），也必须严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P）。但我们不知道这一回的行管令会再延长吗？
卫生总监诺希山针对再度实施行管令时指出：当政府在今年1月份面临病例有所激增后，乃在1月13日实施MCO2.0。到了今年3月份情势有所好转后，政府又放宽条件，可惜仍有人不遵守条规（SOP），使到疫情在4月尾时又再恶化。每日的确诊病例在5月初时竟一度上升到每日平均高达3千例至近5千例不等。这意味著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上的措施并未奏效，从去年的第一次MCO到今年1月的第二度MCO也未能全面控制疫情，反而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才有今日的第三度MCO。
对此，我们有必要回顾最初发病时到今天的一年有馀的日子里，我们究竟在对抗疫情方面有成绩吗？
在2020年1月25日，马来西亚出现首宗病例，这名大马人从武汉到新加坡，再回到吉隆坡。其儿子也被确认中招。根据调查，在此期间，有107名大马人从武汉回国，但只有父子两人被确诊。自此之后，马来西亚对外国游客采取较严格的入境措施。
当时全球有逾4.4万人确诊，而有1115人死亡。世卫机构警告，疫情的感染比恐怖袭击更加可怕。
到了2020年的2月份，印尼、泰国、日本、英国及新加坡等有出现新冠肺炎病例，但仍以中国的武汉最为严重。此时马来西亚也有数十人被确诊。
同年3月18日，我国首次实施MCO，接著延长至4月14日，之后又延至4月28日，下来再延长至5月3日，这是政府在第一阶段的管制措施。
来到5月时，我国疫情受到控制，下降到个位数至两位数。国家宣布实施CMCO（有条件行管令），从5月4日至5月12日，之后再度延至6月9日。而从6月10日起，我国进入复原行管令（RMCO），在许多方面放宽限制。RMCO一直实施到今年3月31日，这期间一些疫情较严重的地区也恢复MCO（行管令）。
在去年9月时，沙巴州选结束后，疫情也在沙巴爆发开来。到了12月，马来西亚病例已破11万大关。
来到今年5月12日，我国先后共有45万人被确诊及有1761人死亡。在这之前，政府也对个别地区实施MCO或CMCO。
最令人震惊的是，首相在5月10日宣布从5月12日起直到6月7日在全国实施第三度的MCO，显示情况严重。虽然卫生总监认为行管令是有效的，但民间的声音多不以为然。
针对此事，我们注意到行动党林吉祥撰文质问卫生部的九大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他说，我们已经经历2个行管令，现在我们又进入行管令3.0。即使行管令的名堂有所不同，但新冠肺炎依然活跃和不断扩散。所以他说马来西亚人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疫情为何恶化？
这个问题是值得政府思考的，为什么连续三次行管令下，疫情却一次比一次严重？若长此下去，只会全面打乱国家秩序。
根据我们所知，中国的管理制度就比我们完善些，它在每一条街道都设有街道委员会，也有在公寓设立管理委员会，不但有助减少作奸犯科案发生，而且可发挥守望相助的作用。正如古代的“保甲制度”。
在过去，马来西亚也有实行睦邻计划，在每个区设立睦邻委员会经常在夜间有安排居民轮流巡逻，也有效地管制盗窃事件，但现在已解散了。所剩下的保安单位是指警方和相关执法人员。之前，槟州政府也成立巡逻队，但被判为“非法”，也就不再活动。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国会议员/州议员设立的办事处，但有些是“白设”而未有提供助手的服务。在此形同虚设下，没有集体奋战的力量，也没人带头却要人民全力对抗疫情，似乎是散漫无章的。
首相慕尤丁说，政府在应付疫情上已耗资超过6000亿令吉，国库所剩无几。言下之意，是政府已捉襟见肘，力有所限。但公务员和受薪阶段不必为收入发呆，可是广大的自食其力的业者又如何面对呢？
虽然与世界一些大国相比，马来西亚的情况还是比较不严重的。例如印度已面临每日有40万人确诊的惊人数目，再加上每日有4000人死亡，使到中招者已超过2300万例，且有25万人死亡。
这个直飙的数字已经成为世界第二，正在尾随美国。美国有3300万人确诊，有逾59万人死亡，高居世界第一；印度之后是巴西（1500万人确诊，42万人死亡）。马来西亚现在排名第42，较中国为前。有人担心马来西亚的未来可能是第二个印度，我们希望这场大灾难绝对不会也不要到来。
中国本来是最先爆发疫情的国家，也面对严峻的考验，一度被认为厄运难逃。结果是中国政府只用半年有馀的时间战胜疫情，取得了有效的成绩（中国有9万人中招，而有4600人死亡）。
就此，美国政府首席防疫顾问福奇建议印度向中国“取经”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news/international/2021/05/02/408846，马来西亚也不妨参照中国的成功例子，缩小范围进行监控，动员人民参与抗疫。
既然我们三番数次的实施行管令，再加上紧急法令，也找不到解救方案。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策略？原本已开放的生意，例如堂食及各类小贩经营者，又再打回原形，也让他们担心未来的日子怎么过？所以给人民希望远比实施行管令重要得多。
在今天全世界已陷入1亿6000万人确诊，而有333万人死亡，这是现代社会难以想像的“天降横祸”的悲剧。就此而言，政府的管制要有针对性，也要有所变通，不能一味用开罚单和使用旧策略来应对已变种和十分嚣张的病毒。这是治标不治本的，例如大型商场及熟食地区的组织反对政府以HIDE“动态参与热点识别系统”作为实施管制的标准是有其道理的。这是对未来学的“误判”，也使商家陷入“绝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