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前任首相马哈迪提出2020宏愿，希望大马能在2020进入发达国行列。2019年又提出共享繁荣宏愿，能否实现，就有待时间来证明。只是实事求是地看，目前世界有约230个国家与地区，联合国成员国也有190个，可被归类为发达国的，也只有那30来个，且绝大部份是西北欧与英美国家，包括加拿大、澳洲等。
从人均收入角度看，较具规模的国家中（不包括蚊型国如百莫达等）也只有20多个超过人均收入3万美元／12.8万令吉。何以升入发达国行列那么难？从国际比较角度看，学界有两种相反的，但均有数据支持的趋异（divergence）与趋同（convergence）的理论。
趋异论认为，富国与穷国的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特别是南亚与许多非洲国家，均长期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趋同论则认为，有少数国家／地区，特别是东亚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四小龙，其人均收入均赶上发达国。新加坡人均收入甚至列全球第9之高，高于许多发达国，也高于日本。
大马则被归类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高收入国，为何出现趋同与趋异两大相反的趋势，政经学界有多种说法，诸如地理孤立论；宗教伦理论；文化落后论；资金缺乏论；自然资源缺乏论；政治动荡论；甚至是时运不济论等。本文则从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论来谈这课题。
受种族主义限制
世界体系论也涉及了一个发展史上争论200多年的保护主义对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两大发展路线。这两大路线中，究竟哪一种较能脱贫致富并挤入发达国行列，并没有一致的定论。一般来说，就大国而言，如美国、中国、印度，走保护主义，独立自主建立本国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路线较可行；对中小型国家言，由于规模小，选择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路线较实务；只是具体的做法得视国情、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与国际环境等而定，不宜过度受制于过于理想的理论。
以台韩新为例，有一种颇流行的理论认为，这3个经济体能在1950-80年代高速增长，并能实现产业升级与其威权政体有关。这是种国家中心论，也就是有一个相对强势的国家，且这个强势国或政府拥有较高的自主性与执行能力。这样的一个政权，能较不受特殊利益集团绑架，而能制定与执行符合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政策，如扶持特定的产业，如韩国的汽车、造船与电子电器产业或台湾的电子产业。
大马在1980年代也曾走这个路线。惟大体上以失败告终；台韩则有成有败。大马的失败主因在于，这些产业政策受到种族主义的限制，而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与货畅其流。伸言之，在1980年代，大马的国家（或执行国家任务的政府）虽拥有高自主权，也是个拥有高执行力的行政国，可惜却没能善用。易言之，权力具有双重性，可用于积极一面，也可用于消极一面。要真正做到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制约是艰难的。
深受利益集团制约
应该说，多数国家也是无法跳脱特殊利益集团绑架的，即便是发达民主国如现阶段的美国，也深受利益集团政治的制约。在美国，从独立到1860年代内战前，大体上是走自由贸易路线，可内战结束后则改走保护主义路线，且出现了电力革命，如电灯、电话、电报、汽车、飞机工业，从而到1900年代成了全球最大工业制成品大国。
美国是在二次战后，才转走自由贸易路线，而这个转变又是日台韩新港能在1950-80经济崛起的关键因素。毕竟，没有出口市场，中小型经济体是难出现可持续的高速增长的。同理，中国亦然。
当然，美国会从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自有其复杂考虑，如反共围共，组织盟友，甚至与美元做为全球支付与储备货币有关，经而形成了美元霸权。就日本与四小龙言，他们能升级为高收入国，也与本身的努力、政策与运气有关。
对多数国家如大马言，产业无法升级换代与进入发达国行列，则可用中心──边缘理论来解读。其基本理论是，发达国（中心）在高层次竞争，而发展中国家则在低层次相互竞争。这个底部底层相互竞争也称为逐底竞争。这使得这类国家可能可脱贫，却不易致富。因为，他们是走自由贸易的路线，也就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且是世界体系的低端。
由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均是贫困国且人口庞大，有无限的劳动力。这就使全球出现低端产业劳动供应过剩的现象，这个供过于求现象使跨国公司可在世界范围内套利。其结果便是各发展中国家陷入互相削价的红海竞争中。外加上技术进步，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更使低端产业的劳动力更难找到稳定收入工作，更遑论高工资就业机会。
在1950-70年代，由于中国、印度、东欧等尚未充份开放，发展中国家还较有机会；可进入1980年代后，这个红海更趋激烈。与此同时，高端产业也出现赢家通吃的垄断或联合垄断现象。即便是新兴产业与企业，如谷歌、脸书、亚马逊、微软等所谓的科技巨人，也是在各自领域霸占了一大块市场，进而形成市场与财富两极化现象。
经济不平等日趋严重
今天，发达国家均面对日趋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也与赢家通吃的现象有关，进而引发了广泛的民主对不平等的论战。经济不平等加剧了政治、教育、医疗保健，甚至是寿命的不平等，是困扰当代发达国的重大议题。在英美，这还涉及一个经济过度金融化带来的潜在危机如2008年次贷危机。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对大马这类高不成低不就，两边不到岸的中高收入国言，产业升级会更加困难，因为高端技术与产业基本上不会进入大马，可做为中小型经济体，又难自我创新开发高端技术与产业，结果便是成了高端产品的消费者。这就限制了创造体面就业机会的能力。产业在整体上难升级，工资当然也难大幅提升，这也会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如何打破旧格局寻求新突破就成了大挑战。这是个意志与能力的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