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才见好转，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尚未结束，新一波的政治斗争却卷土重来。继喜来登政变后，政治精英圈内互揭疮疤，先后端出会议录音来指控对方或为某些领袖要退出（或背叛）希盟的决定护短，接著动作连连，包括吊销土团党五人党籍、马哈迪占领党总部、传言希盟和马哈迪策动新一波的跳槽倒国盟政府。
这一切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发生在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反映出这些政治领袖们有多“关心”疫情和民间疾苦。这场赤裸裸的政权争夺战，政治精英玩议席大风吹的数字游戏，即使有提改革议程似乎只是挂在嘴边，他们真为了人民福祉利益著想吗？
再换政府数点疑虑
接著的问题是，如果希盟政府2.0成功发动政变再换政府，（一）这个新政府有何正当性？当初反对政治青蛙走后门的人现在走前门了吗？这给选民传达了什么讯息？
（二）靠跳槽（且可能涉及利益输送）得来的政权会稳定吗？
（三）谁会是首相？若是马哈迪，已无党籍且不在希盟里的他更弱势了，凭什么拜相、要希盟领导安华退让？他还会遵守过去的承诺传位给安华吗？但若是安华，以马哈迪的个性他会扮演什么角色？马哈迪会愿意屈居其下？安华会不会复制慕尤丁那套用官职和官联公司董事高职来笼络造王者跳槽？
（四）新政权的政策共识会是什么？还会遵守和兑现以前高举的希盟竞选宣言吗？假设换了政府还是如希盟1.0时期裹足不前、国（阵）规希（盟）随，对人民来说，换了有分别吗？
若问题源自跳槽，与其让双方跳来跳去加剧政权的不稳定性，不如解散国会还政于民？但这也不担保选举后，朝野的席次差距可足以避免随后而来的“跳槽风”。倘若联邦政府现在要制定类似槟州的反跳槽法，各党和民间组织的态度又会如何？
其实造成目前政治乱象的“病毒”，或早在第14届大选前已入侵，希盟执政时已出现“口是心非、货不对办”的症状，喜来登政变则是病发的大件事。随后的事态更是对选举民主制度的破坏和嘲弄。喜来登政变是政客、社运意见领袖乃至学者的借镜，重新检验和反思当初希盟招揽土团党到最后推举老马为首相人选的决定或支持该决定的立场。
若说换政府倒纳吉是目的，有者表示这已成功了，信誓旦旦不后悔。他们坚持上届大选必需依赖马哈迪这个“招牌”首相人选才能造就历史性换政府。他们也相信换政府是为了开启制度改革、伸张正义，重建国家社会必经的一步。我们固然应当追求这些最终目的，但我坚持公义的手段达至公平正义的结果（just means lead to just ends）。即使不提手段只论结果，也要反省当初的选择是否真能导向所期望的结果，比如制度改革。
历史确实没有如果。问题是，当初要推翻纳吉政府是否只有一条途径，而且“非马不可”？当时已知非土著选民无论如何都几乎情归希盟，纳吉夫妇的形象极度不讨好，大部分人要投反对票，土著的反对票最后也分散到希盟和伊党。若那时土团党照旧参选，但马哈迪不做首相候选人，只做超级助选人，是否就一定换不成政府呢？
不难理解的马哈迪
马哈迪劣迹斑斑、前科累累，改革诚信备受质疑，加上他对抗纳吉政府有强烈的个人复仇议程和色彩，凡是熟读大马近代政治史和他人撰写的马哈迪传记书籍（比如Barry Wain的Malaysian Maverick），或长期观察其言行的人，要对他作出合理的判断分析并不难。
当时群议社社长林奕慧就撰文形容被推举为希盟首相人选的马哈迪是“计时炸弹”。最后确实他引爆了。难道邀请马哈迪一起参战对抗国阵就必须让他统帅，掌舵改革列车的方向盘？我国政治仍是人治主导，怎能忽略或轻视个人能动性（agency）因素？况且，明知首相权力过于庞大，马哈迪又是做事从不按照牌理出牌、不守原则、控制欲强，甚至堪称“独裁者”的政坛老手。如今事实证明他始终如一，那么改变了的又是谁？
结果，马哈迪掌盘时有按照蓝图方向开去吗？政改不是荒腔走调，就是没有下文。后来希盟也发现请神容易送神难，希盟内部反遭原本的少数控制甚至分裂。因此最后让希盟政府垮台的究竟是谁？
有人曾比喻老马就是打开布城门的木马，里面装的是土团党人包括慕尤丁。执政期间，木马人反客为主，还里应外合，企图两边通吃。希盟最后的困局和布城沦陷，真的是无可预知的结果？我痛心的是，“烈火莫熄”政改运动累积了20年的民意基础，可能随著希盟垮台而溃散，而执政期间政治领袖的“失信”，恐怕未来需费更多功夫和时间重拾人民的信任支持政改。
冒险抄捷径的祸害
当初为希盟阵营摇旗呐喊并支持“马”首是瞻的党团军师和社会意见领袖，是否曾认真地针对“马哈迪因素”作长远局势的系统和策略分析？他们是否承认当初的选择是冒险抄捷径，低估了马哈迪可能带来的破坏，能否仅用一句“判断错误”就可推诿塞责？若硬要论结果，至少也要有个好结果可交代，现在有吗？该不该检讨当初的手段呢？若说这是策略性豪赌，当初有坦诚地设想，并且向大众提及这个可能的负面后果吗？
政局峰回路转，如今政权又落入国盟手中，这是我国民主改革运动的一个借鉴。人民的希望？恐怕不在希望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