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经济界有一个论战, 大体上是, 左派或中左人士多认为,1950-60年代的发达国是处于进步与开明的时代,而1980年代后迄今,则是在倒退。不仅经济增长率放慢了,失业率也日趋严重,收入与财富的分配更是日趋恶化。
从数据来看, 各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 与人均收入, 均较1950-60年代扩大与增长了,可从生活面言,则似乎有退无进,这确是个悖论。比方说,在1950-60年代,多数发达国的人民,均拥有较高的社会与经济安全感,连一个普通的工薪族也买得起房与拥车,只要一个人工作,就养得起一家人,甚至送孩子入大学就读。
可今天,一般工薪族与中产阶级已沦落为穷忙族,每天忙忙碌碌,可就是买不起房子,也过不了体面的生活,可谓每况愈下,这究竟是什么回事?
中产沦逐底社会
有人甚至说,许多发达国已从以往的全民中产社会沦落为逐底社会,也就是人人向下,向底层而非向上流动。特别是年轻一代,已更难找到体面可靠的正职,愈多的人,都从正职转为兼职或钟点工人。其结果是,单身啃老族也日趋一般,买不起房子就只好赖在老家,成家立业已成了难圆的梦。
同样耐人深思的是,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如大马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这一现象。如在1990年代初期,大马的大专毕业生大体上可找到月入2000令吉的正职;而这个数目,也使他们足以买车供屋,可进入2010年代后,月入2000多,也只能望屋兴叹。为何社会不是直线发展,未来比现在或过去更佳,反而是,过去的一段好日子已难重现。
对此,有各种说法。较流行的是区域化、全球化及技术进步。区域化与全球化是个备受争议现象。1980-90年代,一般认为这是个好现象,也有利于发达国,可进入21世纪后,看法相反。
许多发达国的评论人均认为,区域化或全球化不利发达国,因为生产布局的再分配使发达国发生了产业空洞化现象,也拉低了或抑止了发达国工资的上涨,甚而导致了工会的快速没落。因为资本家与大企业可逐水草而居,可到不同的地区去套利,而不必再受到本国工会的压力。
收入均等化进程
从经济理论解释, 这是一种趋同(Convergence)进程,就是收入均等化进程。在经济贸易一体化的世界,不同地区与国家的生产成本会日趋接近,穷国的薪资会上涨,而富国则大体上停滞或下调。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则见仁见智。从长远大格局角度看,这应是利多于弊;因为全球中产的增加,有助于全球的增长与消费;只是在进行的阶段,有人得益较多,也有人受损较多,从而产生了利益冲突。
在这个调整的阶段,发达国家就难免会兴起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也使种族主义与排外恐外成了风潮,如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或英国的脱欧,甚至是法国的黄背心暴力示威等,均或多或少与区域化或全球化有关。中等收入国家如大马,也难免会因越南、印尼等国的崛起而受到压力。
说起来自1997-98东亚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大马便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陷阱,也与这个趋同进程有关。除非转型成功,否则将如发达国一样得面对长期增长放缓格局。
除了全球化,技术进步也是一个主因,特别是人力节省的技术进步,如人工智能与机械人。许多不需要特别创意或死板的工作已被自动化所取代,如许多金融银行都在搞自动化、电子化与关闭分行,进行大裁员。这个趋势将是难以逆转的。一国的人民,或没有与时并进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可以预见,很难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就是会成为与机械或低收入群体竞争的一群。
除了全球化与技术进步的因素外,也有人认为还有其他人为的因素,如政府政策。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虽然许多普罗的生活日趋困难,可少数有特殊技能或特殊人脉者,则快速致富起来。以美国为例,在1950-60年代,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员的年薪,通常只是普通员工的约20倍,可今天却是200倍以上。
同理,最高1%收入层的收入,也从总国民收入的约10%翻倍到今天的约20%。显见这里还有一个政治经济因素,也就是有权有势者,如大企业的高层、华尔街的金融家或基金管理人等,可经由他们的人脉改变政府政策,以利他们发达致富。这个现象也不限于美国,而是全球性,即便是中国也是如此。
这就形成了一个穷忙族与不劳而获富豪的两极分化对照。有权有势有人脉者,可透过各种管道影响政府政策,以便让他们更易暴富,若发生问题,便由政府用人民的钱来善后,如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
“市场说了算”趋势
由于主流媒体也多被有权有势有人脉政脉者操纵,从而成了一种市场说了算的时代趋势。易言之,即便在所谓言论自由的发达民主国,所谓言论自由也大多是媒体幕后大老板的自由,而不是普罗大众的自由。实则,大体上连学术界也是如此。市场说了算的结果便是大家跟著市场走,市场雄霸天下,与市场不同调的声音发不出来。这也是何以2008年次贷会发生的主因之一。
市场说了算不仅是贫富两极化的主因之一,也是致成经济泡沫化的根本原因,如资产泡沫化。就资产泡沫化言,政府本身也有取巧之处。因为,当普罗大众工薪大体上停滞的时期,资产升值也是提高收入,即人民的收入与消费力,及政府收入的手段。资产升值了,拥产者会自以为金融资产增加了,便敢敢消费或进一步炒房炒股,带动景气。
同理,政府也可从升值的资产中,抽取更多资本利得税或房地产税等。可见这不失为一种刺激经济与收入的手段,只是过其度也会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