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9日，国人通过了合法选举程序，实现了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的政党轮替，也见证了在国家政治议程推演的过程中民众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可就在希盟执政不出一年之外，还未站稳脚跟的希盟政府，在金马仑高原于2019年1月26日的补选中遭受到巨大挫折。
国阵候选人南利以一万张以上的得票完胜希盟候选人玛诺嘉南，使得这场选举的结果毫无悬念。有不少对这场补选表示关切的民众、专家及分析人士频频对这场补选中希盟的失利，作出了细致与逻辑严密的分析，笔者在这里就不多赘述。至于这会不会成为国阵重返国家政治权利核心的处女秀，现在下定论还是言之过早。
预期与讯息关连
可是在这场举国关注的补选中，笔者关注到了一个更为重大、紧迫的问题，并能够为大马未来的政治走向提供有效的政治意义。对于希盟政府这些日子里欠佳的表现中，笔者希望从预期的形成机制，对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深刻影响做一个详细而周全的分析，为基层政治预期与政府政治议程日益疏远这一事实提供强有力的佐证。
所谓“预期”（Expectation）就是从事各种活动的主体（如个人、企业或政府等）在决定其当前适当的行动以前，对未来的形势或所可能产生的变动所作的一种有限估计。而“理性预期”则是当人们的预期最大程度上地符合实际上发生的事实时的情形。
公众要进行预期就离不开有关的讯息，这种信息不仅包括了历史的统计资料，而且也包含对有关各种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的判断等知识与资讯。而个体所形成的预期的可靠性与其接收到的讯息的质跟量在很大程度上成正比关系。
距离即关系呈现
由于取得讯息的渠道日益复杂繁多，使得一些成员可能拥有其他成员所没有的讯息，容易造成讯息的不对称现象。由于讯息的不完全（当然也可能包括执政者自身讯息处理效能低下或行动能力迟缓等其他因素），使得政府在拟定国家政策与政治动向时，常常做出一些与民意大相迳庭或大多不是基层社会所认为的优先事项的决策，从而导致许多政策至今仍然饱受争议。
政府在许多政策颁布后受到社会强烈反弹才决定采取U转的消极行为，使得当今政府迟缓的反馈机制与反应的滞后性暴露无遗。政府政策变化力度越大，而且对于一些政策的变动表现得非常唐突，非常任性，不免会为社会，政治与经济带来不稳定因子。
事实上，民众的怨声载道，选举的结果以及市场的普遍低迷就是最好佐证。在社会转型期制度和政策的变化不免比平时更加频繁，但是政策的变动也好，制度的变化也好，都不能够过于随意。而且在它变化的过程中，必须高效地解决政策的连续性和衔接的问题，以便为人们提供对未来的明确而稳定的预期。
预期产生的不同程度上差异，可以为我们揭示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产生的经验依据。在传统的政治关系理论中，距离意味著“隔阂”、“隔膜”甚至“分裂”，但在现代政治学研究中，其内涵与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可以说，政治学的“距离”，具有丰富的含义。我们若将距离的主体具象为政治学（或政治传播学）上的政府与公众，那么，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就是政府与公众间关系的状态呈现，亦即政府与公众间存在的一种相互联系的关系结构，这一结构既是一种观念形态，又是一种物质的运动状态。
须拉近现实距离
在这里我们将更多地聚焦于政府与公众间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的远近，不仅仅意味著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与否，更意味著这种政府与公众所形成的“政治共同体”的生态，能否保持高度的和谐性和稳定性乃至团结性，以及能否具有高度的活力。
政府与公众在认识、感情、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框架与社会现实的反映是异常深刻的。政府对于现实的理解与公众的真实心理状态当中还存在著巨大的差距，这解释了希盟何以在竞选中对于民众选择产生错误的判断。
因此，希盟若想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势中占据优势的话，就要尽可能地缩短政府与公众的现实距离，把国家利益最大程度趋同于基层民众利益。在这方面做得异常出色的，就是至今仍拥有大批追随者的前首相纳吉。希盟政府必须在矛盾中寻求共识，在冲突中寻找和谐，把这种潜在的社会关系的最大潜能发挥出来，才是对他们手中的权力最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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