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以来，大马便是靠低工资竞争力高速增长起来。在全球化的作用下，越南、缅甸、印度等低收入国，也有能力从事大马人的经济活动，成了一个向下的逐底竞争。
经济转型、政府转型、都市转型中心等，是纳吉政权的主要施政方向之一。这也是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便强调的转型政策，用中国的流行语表达，便是调结构或优化经济结构，其重中之重则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大马，马哈迪执政时期，也很著重经济转型，如在1980年代提出的重工业化、1986-1995年的第一个产业大蓝图（Industrial Master Plan）以及第二个产业大蓝图（1996-2005年）。只是，宏愿归宏愿，能否实现则另当别论。若研究这两个大蓝图的内容，再回头看看当前大马的经济实况，反而令人有今不如昔的感觉。
转型尚未成熟
马哈迪时期的转型，重点在工业化，特别是有意模仿日本、韩国的重工业化。可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操之过急，结果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如在未打好基本工业基础与下游工业之前，便大搞重工业，结果是本国市场撑不起大钢铁厂等，而其产品又走不出国门。
阿都拉执政时期，则在口头上著重农业与中小型企业，结果也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成绩来；当前纳吉政权则转向著重服务业，反而加速了大马尚未成熟，便已太早衰落的工业化，也就是过早的“脱工业化”。
什么是经济转型？在发展经济学，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型态，从农入工，再从工入商（服务业）的转型进程。这个转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量变，另一个是质变，而通常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在发展经济学的术语是增长（量变）是发展（质变）的基础。大马的实况则是量变有余，质变不足。
从量的方面讲，在生产面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变化来看，在1970年，农（林、渔牧）业占比是29%，1980年是23%，1990年是18.7%，而2000年则是8.6%。之后，从2000-2015年，农业的占比大体保持在9-10%之间。
就制造业而言，在1970年是14%，1980年是19.6%，1990年是27%，2000年则是31%。之后，制造业占比逐年下降到2015年的23%，服务业的占比则呈现一路上升的占比。从1970年的36%上升到2015年的53.5%。
在发达国如法国，这个占比是农业2%，制造业10%，服务业79%。其他发达国也大体如此，而德国则颇另类，其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个别占比则是1%、22%与69%，也就是制造业的占比比其他发达国高，如英国只占10%，美国则占13%。另外，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新加坡、台湾与南韩，其制造业的占比则个别是21%、24%与31%之高，日本则是19%，也高于英美。
表现在国际贸易上的是，德国一贯以来均是全球排名前几名的大贸易盈余国，也是欧洲第一经济强国。历史地看，在二次战后，有能力从低收入国节节上升到高收入国或发达国（如韩国）者，均是靠制造业发起来。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则是其升级的核心力量，也因为是高增值产品，其人均收入才会快速增长，甚至超越大马。
没能改善收入水平
无疑，大马的人均收入升得也快，如从1970年的约1千令吉（约350美元）升到2015年的3万6285令吉；只是，其速度仍远低于新加坡、台湾和韩国。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大马升级为中高收入国后，便迄今停留在这个陷阱中而不能脱困。
实则，即便大马能成功进入高收入国，也未必真能改善普罗的收入水平。原因在于，人均收入是个以国民总收入除以总人口所得到的数字，它不能反映收入的分配状况，而大马的收入分配向来颇为不均，这个不均也难以改善。
比方说，自1990年代以来，大马便是靠低工资竞争力高速增长起来。按发展规律，当劳动力出现短缺时，工资便会上升（供不需求）；这时，产业就得升级转型或出走，可大马却用引入大量廉价外劳的方法来维持低工资竞争力。可以预见，在这种条件下，普罗的真实收入难有大幅增长；因为，劳动力的供应源源不断，阻断了工资上涨。
在全球化的作用下，这恐怕也是变成了无奈的选择，因为越南、缅甸、印度等低收入国，也有能力从事大马人从事的经济活动，致成了一个向下而非向上的逐底竞争（Race of the Bottom）。
在这种情况下，大马只能向现实妥协，免得连低工资就业也流失，这就是转型升级失败的代价。要突围，一个方法是，政府得转型为公共投资国（Public Investment State），也就是大力投资于提高人民的实用知识与技能水平，以期能为升级提供基础，日、台、韩、新便是靠大力投资于人力资本，而才能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升级的。
当前的“纳吉经济学”（Najibnomic），把重点放在服务业，是种避重就轻、知难而退的选择，它不易创造足够的体面就业机会，也很难大幅提高人民的收入，进而提高个人所得税在联邦政府收入的占比。若否，消费税率节节上升将是可预期的。
服务业有传统与新兴一般与专业之区别。传统型与一般性服务业，基本上是在地的，其可贸易性低，如理发、零售、餐饮业等，虽是人力密集，可创造不少就业机会，可却不是高增值经济活动。美国的收入分配日趋不均，成为“赢家通吃”的社会，主因之一便是低增值服务业占比太高，如沃尔玛（Walmart）、麦当劳（McDonald），便是当代美国的最大雇主，雇用最多人，可许多均是低福利的钟点工与临工。说到底，关键在工作的高低增值，而不在于是农或工或商，惟制造业易提高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