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鼓又在本届巫统大会响起，几十年的沧桑，已来到末代太子党阶段，巫统犹自兜圈子。虽未再见首相兼巫统主席纳吉吻马来短剑之秀，但其开幕演辞中却不避嫌地重复巫统67年前创建时的种族主义调门：“只要星星月亮在，巫统永远是马来人的保护者”（星月也是马来族与伊斯兰教的表征）。署理主席慕尤丁一如所料，强调“坚定不移地执行《教育大蓝图》，不管反对的人怎么说”！
（一）种族化、宗教化
报道显示，极端言论频频在代表口中井喷而出，什么“实行单一马来族主义”、“增加官联企业马来族高层人员数额”、“加强土著经济议程”势在必行、“马来人是马来群岛的主人”等。巫统再次使用“踏前两步，收获一步”策略，目的是用极端来达到推销纳吉标榜的“中庸”，或者投石问路，出现缝隙，干脆直捣黄龙。
大会有三大令人关注的倾向：首先是伊斯兰化。大会最后通过修改党章，将宪法中伊斯兰“官方宗教”（Agamaresmi）改为“马来人土地的国家宗教（联合邦宗教）”（Agama Persekutuan）；并强调“逊尼派”才是国教的正统。这是“一石三鸟”的一招：（1）非穆斯林将直接受冲击；（2）矛头似乎更多的指向伊斯兰党，抹去世俗/宗教的界限，以正统“伊斯兰国”自居，为“伊巫”会谈架桥；（3）将“什叶派”的木马打进伊党，制造分裂。其二，同时，一扬一错，大力抨击与伊斯兰党结盟的安华为“叛徒”，分裂民联。其三，为纳吉领军505大选取得“胜利”挂上桂冠，型塑纳吉为“英雄”。
当前的局势毕竟不再是308大选之前可比，刻舟求剑，将陷巫统于诸多社会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矛盾之一，首先是主宰者的极端化与被主宰者的驯服化之间的矛盾。所谓种族主义，在马来西亚情况就是借助英国人赋予的主宰权，片面膨胀特定民族的权力与地位，对其他民族实行歧视、压迫以至同化。压迫与同化必然导致反抗；巫统使用继承自英国人的本领，即软硬兼施，极端化与驯服化两手交叉使用，以减低、软化反抗。这个模式是一把两面锋利的刀，几十年来，它延长了巫统王朝的寿命，但当前已走向反面。种族主义的实质说到底是社会压迫，极端与“润滑剂”融合出来的是专制主义，被主宰者表示不满的门缝也被主宰者堵死，而甘当主宰者润滑剂的人却因此变得“里外不是人”。308大选之后，国内政治板块大变动，软硬兼施的结果是民政首先进入博物馆，505大选后马华相继成为种族主义神台上的祭品。
（二）软硬兼施的模式
独立是英殖民主义者软硬兼施手法的产物。早在“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取代“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阶段，英国人舍弃过分驯服的拿督翁查化而看中“温和”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东姑王子，马来民族主义遂转化为种族主义，并经“华玲和谈”证明了东姑的“忠诚”可靠后，召集“马来主权”的两方面，即巫统与马来王室，与英国人一起举行闭门会议，达致“社会契约”，作为宪法的蓝本。之后，邀请马华公会、印度国大党签署其上，组成以联盟为执政党的所谓“多元”政党组织形式，产生所谓“多元”的国家体制（马来亚联合邦）。这是英殖民主义者战前策划的“马来主权论”方案的具体化。这个具体化（即独立）反映了“多元”假借“单元”手段施行之的矛盾，亦即软硬兼施模式的鼻祖。现在，巫统的口头禅“分享政权”、“不忽视其他民族利益”、“没有消灭母语教育”等，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
回顾历史，“马来亚联合邦”的方案早在1930年代由英殖民者凑合“马来主权”与“华人威胁”而成的。英国殖民者假借“华人威胁”拉起保护“马来主权”的大旗，将英殖民者与马来亚人民的矛盾扭曲为民族矛盾，美化其殖民统治并使之永久化。
当时，一种政治口号：“英国人是水，没有英国人，马来人就会在这个世界消失”应运而生，右翼马来民族主义者东姑伊斯迈（马来族退休律师）是积极的鼓吹者。东姑伊斯迈1942年逝世，此种政治口号经拿督翁查化传承给战后的巫统。
（三）马来主权论与“华人威胁论”
党独立之时，英国人伙同东姑肆意散播将反共反华人变成“一而二、二而一”的蓝调，露出他们以“华人威胁论”建立“马来主权论”的底牌。上台掌权的巫统，一面对华教许诺独立后将修订教育政策为“各民族都能接受”的，另一面第一时间注入大量资金建设马来小学与中学。当时华教界曾有一种“一切以独立为重”不实际的幻觉。
1961年改制，马华为巫统单元主义开路，粉碎了华社的幻觉。这是好事。巫统也“悟出”了一个模式：在马华“救火员”的润滑作用下，通过“进两步，退一步”的“协商”或“妥协”方式，巫统的种族主义可以逐步落实。这个丑恶的事实，正确回答了史学界的疑惑：战后英国人屡试消灭华教均遭到顽强的抵抗（如1951年《巴恩报告书》、1954年《教育白皮书》），为什么独立后巫统却能够成功？可以断言，马华、民政等友党，一天吸取教训，寄幻想于巫统，等待它们的将是博物馆。
（四）横在国家前路的瓶颈
纳吉在巫统大会上说了一句真话：我国如其他新兴国家一样，目前正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瓶颈”困境中。他冒著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地实行消费税、调涨糖价和电费，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纳吉面对的另一个矛盾。
回顾历史，20世纪末我国发生了两件大事：“烈火莫熄”遍地开花，以及马哈迪老泪纵横，哭丧著脸辞去巫统主席和政府首相的职位，就是这个瓶颈冒头的反映。接棒的伯拉实行某种程度“去马哈迪化”，巫统狂胜2004年大选，前所未有。接下来2008年308大选，巫统反而失去三分二，也是前所未有（除了1969年导致“513”的一次之外），大起大落，都是“瓶颈”在说话。接过烂摊子的纳吉，上台之初，以“亲民”的“转型”姿态示人，似有“中兴”之概。但事实证明，505大选终究无法扭转“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趋势。为什么？因为纳吉向右转。把赌注押在“狗尾续貂”（种族主义）的博弈上，对土著（官僚、企业家）锦上添花，肯定没有出路的。
（五）民族的个性与国家的共性相结合
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在于“民族个性与国家共性”相结合的方针（非软硬兼施），通过社会化（非种族化）的渠道，不断解决矛盾（不是特权），不断的平衡各族间的发展（不是片面锦上添花）。纳吉的一套也许博得一时的掌声，但终究将被“瓶颈”所困，无法避免被人民运动卷走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