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大量南来马来亚和新加坡始于1786年后。槟城的开埠人莱特在1794年逝世之前（2月呈函驻加尔各答上司，12月病逝）作出如下的报告：
“华人成为我们居民中最宝贵的一环，有男女及儿童约3000人，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
但华人大量南迁形成移民潮则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因为英国人在1842年占领了香港，以香港作为桥头堡，大量输送华工到英国的殖民地。其中以马新最为显著：例如，槟城人口在1794年时有3000名华人，1842年时增至9715人，1851年时更达致2万4188名华人。
就这样，槟城成了华人南迁的第一站，而后就分散到内陆及新加坡和印尼各地。因此槟城也为海外华人史写下第一页。
到了1911年孙中山搞革命成功时，槟城的人口结构则是：马来人有11万4400人（41.1%）；华人有11万1700人（40.2%）；印度人有4万6600人（16.07%），总计27万8000人。
由于华人在槟城形成一个大族群，华人社会因之形成。华人人口在后来又有所增加而成为最大的族群（例如在1957年独立时，槟城华人已高达32万人，占57%；而马来人有16万5100人，占28.8%及印度人6万9000人，占12%）（但在2010年的统计，槟州人口有156万名，而华人与马来人的比数已拉近相差不过1.8%，即华人占42.93%，土著占41.13%）。
虽然如此，马中关系也不因大量的华人南来而顺利发展，反而因为英国殖民地的干预和阻止，使到马中关系陷入低潮；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英国眼见中共势力的坐大，乃对马共采取钳制政策，一方面要马共成员缴械（1946年），另一方面则压制马共成员的公开活动。
1948年，英国干脆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大举逮捕和驱逐左翼份子，封闭工团，并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这一年，中共在大陆节节胜利，且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的国民军败退台湾。
英国采取两面政策
这个时候，英国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另一方面马共则被英殖民政府视为恐怖分子。
即使在1955年有了著名的“华玲会谈”，也以失败告终，毕竟在马来亚未取得独立时，这等谈判若未得到英国同意，也是达不成和解的。于是马共总书记陈平又带领其游击队进入森林作战。
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因为国父东姑阿都拉曼采取100%的亲西方政策，也就不承认中国政府，更与中共对峙。
可以说从1957年到1969年东姑主政的年代马中的关系是冷却的，甚至是冻结的。不但官方没有联系，人民也不被鼓励往来，除了特殊的赴华医病及年迈申请回乡外，双边的交往几乎处于静止状态。
1969年大选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事件，虽然一度使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但随著敦拉萨在1970年的拜相，马来西亚政治掀开新的一页，在摒弃亲西方政策下，转而加入不结盟运动。
1974年时，尽管中国仍未摆脱“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还是开了绿灯邀请敦拉萨率团访问中国，更破天荒地宣布两国建交。这一突如其来的突破性的成果，让马来西亚的华人欢欣鼓舞。
这儿有一段插曲是这样的：1975年，中国派出“将军大使”王幼平出任驻马来西亚大使。当时槟城有一批热心与热爱马中建交的华人，推举曾任乔治市市长的崔耀才（劳工党的温和派领袖）为筹委会主席，准备在槟城设宴欢迎王大使履新，但这举动见报后“触礁”，原来马中建交是国与国的关系（也就是官方对官方），尚未有民间与民间或民间与官方的来往。
因为这个缘故，《星槟日报》在当时曾针对此事发表社论，大意指说目前是官方的建交与联系，尚不适合民间的交往，而认为民间的欢迎是不必要的，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我当时掌管《星槟日报》编辑部，也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当时的政治气候来说，确实不像今日这样可以十分方便的往来。虽然王幼平大使把《星槟日报》的社论当“下马威”。但他在3年后离任时（1977年），却很欣慰时任首相胡先翁亲自欢送他出首相府。他这样说：“三年的变化，凝聚了中国大使和中国使馆人员多少辛勤的劳动。”
马中建构美好关系
事实上，当时的《星槟日报》也无意泼冷水，而是实事求是点出政治上存在的敏感性，希望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既然马中建交来之不易，我们都必须珍惜与保护之。
过了以后的十多年，槟城人民一直希望中国大使馆能在槟城开设总领事馆，但一直不能落实。结果在1994年砂拉越古晋拔了头筹，开设总领事馆。这是基于东马远离西马，很需要一间领事馆处理签证、留学及商业贸易投资等事项。
不过槟城人民始终没有放弃争取开设领事馆，终于在建交近40年之际喜见迟来的春天，槟城将会设总领事馆，而沙巴的哥打京那峇鲁也会同步开设。这样一来，中国在今年将会有一座大使馆及三间总领事馆在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如今已在广州、上海、昆明及香港开设领事馆，再加上南宁将拥有一座大使馆便凑成一座大使馆和五间领事馆，这对促进马中交流有更大的方便和帮助。
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马的一项重大成果。整整40年了，马中关系这一路走来也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而是在谨慎与敏感中建构了信赖和友谊，才有今日的“水乳交融”的局面。但愿这美好的关系也能让马来西亚人民认识到马中友好对世界和平与国家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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