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香港作家梁文道先生针对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引述鲁迅的儿子周海婴（2011年逝世，享年81岁）的著作《鲁迅与我七十年》一文中的一段文：“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著，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识大体不作声。”
梁文道认为毛泽东这席话是十分实际（现实）的。后来他读到陈丹青的文章才知道早年也有人问过胡适同样的问题。而胡适的答案是：“鲁迅是不会屈服的，他是我们的人。”
毛泽东的双百方针
为此梁文道说，他近几年来常常想起胡适这句简洁有力的断言。
很显然的，要理解梁文道这短小的评论，我们还得回到历史中去。
1954年，中国掀起批判胡风运动后，就把矛头对准胡适，几乎是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1955年）。
当完成对胡风和胡适的批判后，毛泽东在1956年推出了双百方针——鼓励文学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时之间广开言路。
果然在1956年的时候，作家秦兆阳就不同意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他认为“作家不能为所有政治路线的转变服务，不能成为某些理论的工具”。
继之而来的是各界的言论竟对中共的统治与领导提出质疑，简直是向毛泽东的权威挑战。
1957年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事件正在起变化》、《这是为什么？》和《1957年夏季的攻势》中，不但取消了双百方针，也指责这些文人背叛无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
于是1957年的反右大斗争成为毛泽东向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和文人清算的大运动，有许多文人也被下放。据估算有55万人被划为右翼分子（后来被平反，认为是过度的整风运动）。
正是因为知识分子战战兢兢，不知道他们下一刻的命运是什么，也就可能通过罗稷南之口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空前的民族英雄
虽然已是事过多年，但周海婴也是听来的，自然引起学者专家们的质疑，究竟真相如何，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因为从旧文件中又发现毛泽东的原意不是这样的，例如收录在1968年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中（有的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就与周海婴的版本有些出入。这个版本是这样写的：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曾在《和文艺界的谈话》中说过：“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我看鲁迅不死，还会写杂文。他一定有话讲，而且很勇敢的。”（参见《毛泽东与著名作家》）
不过如果我们从毛泽东在延安立足脚跟不久后就以鲁迅作为“灵魂人物”来演绎，毛泽东是不需要对死了的鲁迅指指点点的。
当1936年红军在延安会师后的第二年，即1937年，毛泽东就在延安大张旗鼓地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他就认定鲁迅中共的同路人，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著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之所以高举鲁迅的旗帜是因为鲁迅在那个时候可以成为中共的革命旗手（不是因为中国找不到比鲁迅更出名的人，而是鲁迅的思想与文章符合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图，而且对一个已逝世的文人的肯定是不会有争议的）。
再者，中共在1949年取得政权并在1952年开展对右派大斗争时，鲁迅对毛泽东而言显得更重要，但也不能否定周海婴所写的不是事实。即使是事实，也只反映毛泽东在那个时期对文人的警惕和敏感。
从善如流的性格
在这方面，马新著名文史学家方修就比梁文道更早作出评论。
方修（1922年-2009年）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路线是支持与赞成的，他不但是鲁迅精神在马新的“代言人”（被誉为鲁迅专家之一），而且也参与批判胡风、胡适乃至林语堂的思想与言论；更对丁玲在1957年被批判也有其看法：“几年来，中国文艺界陆续掀起了整风运动之类，几个和鲁迅比较接近的作家，如胡风、冯雪峰等，也先后被“整”了。”
于是，本地有些写作人，常常喜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假如鲁迅还活著，又将怎样呢？”
方修的答案是：“鲁迅的性格不是固执的，他很肯接受别人的意见。鲁迅是自愿加入“遵命文学”的，这样从善如流的性格，直到晚年还是保留著。这样的一种性格，和丁玲等人那种自行其是的顽固态度恰好是正正相反的。”
他还说：“鲁迅对于新的社会不会“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也早有深刻的远见。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这就显示出鲁迅在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是相当充分的。现在某些曾经是“左翼”的作家，一个个栽了大筋斗，变成“右翼份子”，大概就是他们以为劳动者一定会请他们“坐特劳车”和“吃特等饭”的缘故吧？”（参阅方修著《从丁玲“擦地板”说起》）
我们从字里行间领悟到方修是否定鲁迅会被批判的，即使他活到1957年以后也不会从“左翼”变成“右翼”的。
马新一带革命座标
事实上也不容否认的，当1958年毛泽东掀起“大跃进”之后，鲁迅的地位和形象更形巩固，甚至在60年代初期，鲁迅成为马新一带的“革命座标”。南洋大学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也由学生高举鲁迅的旗帜，相等于毛泽东的影子在晃动；尤其在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之后，鲁迅更是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旗手。只有在文革结束（1976年）后，鲁迅的形象才逐渐地“由神还原到人”的地位。
不过，在长征路上（1934年-1935年），在抗日的年代（1937年-1945年），在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鲁迅的英魂都一直伴随著共和国的岁月在迎风招展，这一切与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是分不开的。
由此推论，假使1957年鲁迅也被打成右派的话，那等于是毛泽东自己否定自己，也推翻了新中国的文化方向，这在逻辑上似乎是不成立的，也许是方修所不能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