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期间，听说有人控诉语言洁癖者“要蚶不要蚶”（《东方日报》2013.2.5）。一个年过得难免惴惴不安，终于花点时间了却一些凡间琐事后，决定前来自首：我确如该文指控的语言洁癖者般，课堂里教“蚶”为han，到市场去买一碗叻沙要ham。我尤须坦言，我简直就是个死不悔改的语言洁癖者。
但请不要错将我与一帮“豆腐脑儿”和“狮子舞”之流划上等号，那些顶多就是一伙喜怒于“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的众狙。日日专好“劳神明为一”，就连我开头写的“农历新年”都要犯其众怒，而非改称“春节”而后喜的。所谓“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呜乎哀哉也已矣也哉！
因此我能理解起诉者关于“要蚶不要蚶”的不平。只是“夫为不善，非才之罪”，语言规范化本身不是问题——秦始皇书同文、汉灵帝立石经、汉唐以降各类韵书字书、清代正音书馆，无不是规范化工作——错在本地“华语规范”的做法完全不合规范！这一点我在以前二篇“谈本地华语规范化”的文章中分析过。
这里我们还是回到“要蚶不要蚶”的问题。这需要分几个层面来分析。
“蚶”的问题
首先，本地华语口语“蚶”往往念ham，这是事实。这属于华语中的方言因素影响，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中国兰州人今天仍分不清“河南”与“荷兰”、南京人喜欢一到北京就赶著去“天堂”（天坛）、上海人开口数数就是“一两三”、日本大阪人总是把“筷子”当“桥”又把“桥”当“筷子”（二词均为，区别在升降语调不同），数不胜数。
全球各民族使用其共同语时都难免受自身方言影响，因为方言是自然习得的、而共同语总是通过学习的。
其次是“蚶”ham中的-m韵尾问题。即使我们退一万步，暂且将方言因素搁置一边，这与共同语音系中的韵尾系统，也还是扯不上关系的。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例子来说明：
日语音系中没有[ti]音节。因此音译英语plastic一词中的ti，就用近似音[t ′i]。然而近年由于音译词大量涌进，party中的ty就念做[ti]、又著名的凯蒂猫就叫[k′it ti]。但也未见日语语言学家嚷著要改“五十音图”为“五十一音图”。
马来语音系中没有舌叶擦辅音[ ]，因此英语mission音译作misi，然而现在fashion也音译为fesyen了。
读音的不同
大陆普通话语音标准的中央电视台新闻播报员，“闻”字往往念作[v n]；普通话标准音的北京音中“教室”的“室”字经常念作上声；普通话新近剧增的字母词中ATM机、MP3不也同样都有-m韵尾；日语中“韩”字音读为[k′an]，但近来流行的“韩流”一词却念成[xan]；英语不定指冠词a念[ ]，但今天很多人都说成[e]；汉语共同语舌根声母不跟齐齿呼韵母相配，然而台湾国语中常说“很Q”[k′iu]。
这些语用层面上的变异，需要具体进行辨析。若是成系统规律性的变异如马来语[ ]与日语[ti]音节，音系描写中须注明变异条件。
但无条件性的个别字音如日语之“韩”、北京之“室”，就得谨慎处理。基本考虑因素为通行度与稳定度；通行而稳定者如“的士”念、“拜拜”念 ，就堂而皇之地纳入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所以同是北京字音变异，“危”念、“淑”念 成了规范， 而“室”与“闻”却没有，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决定某个成分是否纳入共同语的多重原因中，还得考虑到影响与受影响语言二者间的系统相容性。相容性高的，自然也较可能通行开来而终于被吸收；至于当中少许不相容因素，受影响语言常见有二种处理模式：一是增添字音、一是更换字形。
我们可以相信“埋单”从粤语借入共同语的途径也经历过马来西亚华语中“蚶”字方言音的阶段。而其中“埋”字音的不相容因素，共同语选择了后一种处理，形成“买单”词形；至于“的士”一词则选择的是前一种方式，增添字音 。而相容性较低一些的，如吴语“尴尬”一词，则是在音系结构范围内直接增加音节 。
“蚶”一词又较上述例子相容性都低得多，其语音形式与共同语音系结构间的互不相容确实很难为共同语所吸收。当然这里还牵涉到语音的自然历史演变规律问题；只是当中包含较多技术层面的说解，徒遭人唾弃而已，不谈也罢。
通用性原则
总之，凡此种种都是语言规范化工作中应该慎重考虑的因素，最终才能定下取舍；当然终究还是要回到以群众基础为依归的“通用性原则”。如此才真正体现出语言规范化工作的实质，也才是一个语言社群所需要的积极的规范。
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指导新加坡华语规范工作时也正是依此而行：“我们可以从语音、语法、词汇和修辞几个方面广泛调查新加坡华语的事实，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归纳整理出新加坡华语的语言规则系统，并以此作为规范新加坡华语的基础和标准。”
这就是目前大陆语言学界提倡的“动态规范”，以及主张区分“消极规范”与“积极规范”的工作现状。
这些都是顺应汉语国际化形势下对社会语言使用要求的一种更开放性态度，考察2005年第五版与2012年第六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词条变化，就能看得非常明显：第五版删词条2000余、新增词条6000余，更动占其总65000词条的逾10%；第六版又新增3000余词条。这都是此前各版修订工作所未曾有过的大幅变动。这也正是陆俭明教授多年前就提倡的“大华语”观精神的体现。
比如本地“榴梿”，大陆原本写作“榴莲”；因为“梿”字已遭《简化字方案》淘汰。2005年《现代汉语词典》收录“榴梿”为副词条，2012年则升为正词条；这也意味著重新恢复了“梿”字。
遗憾的是，盛产优质榴梿而深深自豪的马来西亚，就像其完全缺席于大陆市场一样，在这一场正名之争中也彻头彻尾地缺席了。因为当此之时我们这里正忙著改“豆腐花”为“豆腐脑儿”、改“农历新年”为“春节”、改“舞狮”为“狮子舞”，甚至于依据《简化字方案》要改“林苍祐”为“林苍佑”、改“林晃昇”为“林晃升”！于是，“榴梿”一词得以保存，我们须感谢新加坡学界在这方面向语言界力争的功劳，为大家省却了多少报章学校统统都改字的麻烦。尤其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好在事件中没有遗留下像“海南鸡饭”一样主权之争的手尾。
谈到口语的复杂变异，实在是罄竹难书：“你得（[d ]）空SMS我一下，叫我带[mai]我的pendrive。”“今天很衰（[suei]），一出（[t u ]）门就跌（[te ]）进垄沟[au]到脚。”这样的口语形式我们都熟悉。华语中的异质成分岂止区区一个“蚶”字而已，口语中的辅音韵尾又何止添了一个-m而已。
地方普通话
语言现象如此复杂而多变。我们常说“闽南话”，你到闽南地区调查一下，没有两个村子的话是完全一样的。那到底什么是“闽南话”？陆俭明教授做过估计，在大陆目前说话完全符合普通话标准的“大概不会超过5%”。如我们举的兰州、南京都形成各自“地方普通话”变体。那又究竟有没有“普通话”？
这就引出“要蚶不要蚶”问题的最后一个层面，即语言系统和言语行为的关系问题。按照语言多变的角度推论，我们极易钻入虚无主义的牛角。于是我们见到有人嚷著“挽救本土华语”（《东方日报》2013.2.22），但转念想到瓜登、麻坡、槟城等地之不同，似又对“本土性”犯疑了。
这就是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慨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以及雅典广场上智者们侈谈的各种悖论；所谓“语言”经其层层解剖，势必成为个人自是一种方言，乃至交际归于不可能！
其中奥秘，实则苏轼早为我们一语道破：“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