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迎来的第13届全国大选，国内外关注我国是否发生建国以来第一次的政党轮替，首相纳吉犹豫和缺乏信心解散国会，更加深了人们对政党可能转移的预感。
有关政权是否和平转移，纳吉已做出保证，但是倘若政党轮替的确出现，纳吉选后在党内外是否仍然主导大局，犹未可知。巫统党内保守派、王室、军方、政经同盟诸势力中，如何保证纳吉和平转移政权的承诺，依然值得关注。
在许多威权转型的案例中，军队的立场和态度，往往起著重要作用。毛泽东说，枪杆子出政权，在第三世界的军政体制中，好一些国家的政权真是靠军人打出来的，可是，当这些发展中国家走向民主转型时，往往也需要军队的护航。
如果军队不支持和不拥护民主，一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将会遭遇更多阻力，在这个意义上，枪杆子出政权的确没有说错。民主政治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来自军队的不干政与对宪政民主的尊重，即忠于宪法，以及透过宪政制度产生的政府，而非只对一家一姓、一党一派表示效忠。
大马军队虽无干预政治的传统，但由于巫统主导的政权过去未受挑战，故现实上大马军队是否捍卫宪政体制，尚待考验。安华延揽几位前军方的高阶将领加入公正党，并安排若干人选在来届大选出征，除了试图向军方招手，也为选后的政局变化预作部署。
人们必须注意，2008年选后当安华策动国阵议员倒戈的时刻，当时大马武装部队总司令阿都阿兹上将就曾在巫统妇女组一项公开活动上，罕有地对政治发表言论，呼请政府采取行动“对付炒作族群课题者，以免族群关系紧张影响国家安全”，谈话引人关切。
军队不干预政治
关于我国军队对民主政治的态度，我基本上是抱持乐观的看法。马来西亚的军人追随英国传统，有军人职业化和专业化倾向，基本上不过问政治，而且我国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取得独立，军队在建国中没有崛起为政治上的重要权力支柱。在513事件后，将领应巫统的要求加入国家行动理事会，但当议会恢复运作后，军队就退出政治，后来也没有发生过政变或任何政变阴谋。
历史上大马的军方是有机会干预政治的，只是军事将领选择了不介入，一次是1969年。另一次是1998年。据Ab Razak bin Mohd Khairan在美国加州海军研究院撰写的硕士论文（2004）透露，在烈火莫熄最高潮时，曾有人怂恿军方将领支持安华，但并不成功，军队效忠民选的马哈迪政府。不过在1999年大选时，仍有不少军警的邮寄投票倾向反对党。
另一个可以乐观的理由是，许多威权政体的军方将领抗拒民主，往往是因为军队在威权与独裁统治期间，为维护本身或独裁者的利益，而犯下大规模的镇压、屠杀、种族清洗或反人权反民主的罪行，在社会造成极大的伤痕。于是，军方担心在民主化后会遭受报复和清算，要为过去的历史罪行负责，而对民主的转型采取敌视与排斥的态度，这就使民主巩固的过程更具挑战。在南美洲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军队过去的反人权罪行，即成为民主化后相当棘手的政治议题。
然则，我国军方在建国前后，并没有犯下严重的罪行，军队在社会的形象大体还算正面，没理由担心会在民主化之后面对清算或审讯。事实上，在1970年代前，军队的规模不大，警察部队反而是主要的治安力量，而剿共的紧急状态和印尼对抗时期的武装防卫，则以英国军队为主。既然大马军方与社会没有大裂痕，也不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对立，就降低了他们对民主化的抵制和反动。
军方如果在现有体制下的利益、地位、军购预算不受政权转移的影响，退伍军人的福利也受到保障，谁做老板都没差别的话，那么军方在表面上就难有违背宪政体制，不接受政党轮替的理由。
2009年国阵在霹雳州的夺权风波动员军警介入，不能说明军人干政，而是受文人政府的要求与支配。无论如何，数十年来军队将领与巫统主导的文人政府，在利益和人事上皆渊源深厚，各州王室成员的成长过程里，很多人都有军校或军旅的历练。因此王权、政权、军权之间，构成马来权力轴心中一幅绵密的关系网络。
研究军政关系的美国学者Zoltan Barany指出，若军队不服膺于民主政治，或不效忠民选出来的政治精英，民主体制就不可能巩固。军队的政治态度，即使不是民主巩固的充份条件，也是必要条件。好的枪杆子，可以带来民主，因此各方需要关注变迁政体中的军队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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