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嘉堂，坐落在今日本东京都西南近郊世田谷区内的冈本，隔一条多摩川与神奈川县毗邻。日语“多摩”同“玉”训读音，故又称“玉川”。多摩川自17世纪中叶引水入江户城，300余年来是东京都内的重要饮水源。
这就是著名的“玉川上水”水道，其尤为名闻中外的却是因1948年6月太宰治在三鹰电车站南口的一段投水自尽，如今水道路旁的纪念铭文上犹留下太宰生前的一段文字：“这是四月中旬的午后。抬头望去，玉川上水的深泉缓缓流动，两岸长满绿叶而花叶相间的樱花树，从两侧合拱地覆盖著，如一条绿叶的隧道。”
70年前的水道深可溺人，如今却仅没及脚踝。逝者如斯，能不慨欤。
1653年玉川上水的引水工程由庄右卫门、清右卫门二兄弟监督，因此世田谷区又俗称“二子玉川”。于是人们开始沿著水道聚居，世田谷区由此蓬勃起来。历经数世纪，至今已俨然是寸土胜金的东京都23区中地价尤高者之一。而就在这“居大不易”的方寸间，一块7.2公顷的“冈本静嘉堂绿地”
中，夹道参木与淌淌溪流引领下一条幽僻斜坡小道尽头的小丘上，静嘉堂平实素朴的红砖洋楼掩映于绿丛间。斯楼也，直如前导千利休“草庵茶道”的和式茶道先驱村田珠光的名言：“草屋前系名马，陋室里设名器”；其设计师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第一个日本公证建筑师的樱井小太郎。
这块绿地本是三菱财团创始人岩崎氏的家墓。沿途斜坡小道旁，郁绿屏蔽处正是岩崎氏的家庙，以及创建静嘉堂的三菱财团第二代社长岩崎弥之助的纪念碑。
静嘉堂于1892年初创的原址是在台东区的岩崎旧宅。这座已收归国有并于近年开放为纪念馆的旧宅，所在地邻近神保町古书店街。这个全球最大的逾百年古书街与日本古籍收藏重镇草创地之间的地缘关系，难免叫人不禁联想。在弥之助逝世17年后的1924年，其子岩崎小弥太经二度迁移至这块郊外的绿地上，记云：“希望藏书永存于远离市区，翠绿而清幽之地。”实则“静嘉”二字，语源《诗经·大雅·既醉》“笾豆静嘉”，弥之助本意当解为恭敬地陈列如祀神的祭品，如今其子将静嘉堂藏品尽迁于家庙所在，可谓实至名归了。
1923年关东大地震死亡人数逾十万，东京城内房屋近乎毁尽殆绝，而当时仍设于城中港区高轮岩崎私邸开东阁内的静嘉堂及其藏书竟毫发无损。静嘉堂于次年迁移郊区，或者与此也不无关系。
因“皕宋楼事件”盛名
静嘉堂享有赫赫盛名，其馆藏不让日本宫内厅与内阁文库的汉籍善本逾20万册，当中12万余册为汉籍，多有宋元珍本。无怪张元济与傅增湘于1928、1929年相继赴日访书，主要目的之一均是静嘉堂。此外，加上其6500件东洋艺术品，静嘉堂拥有国宝7件、重要文化财83件。而艺术藏品中最堪珍贵的自然是誉为“天下第一碗”的国宝——南宋曜变天目盏。宋代的曜变天目盏存世仅三件，全属日本馆藏且均列为国宝，而静嘉堂所藏更是其中之冠。
然而实际上，静嘉堂“赫赫盛名”的主因仍应属“皕宋楼事件”。
1907年6月，浙江湖州皕宋楼4万多卷古籍善本以12万元悉数售予日本三菱财团，连夜途经上海东渡。这是中国文献史上的悲痛一页，当代文献学家徐雁指为“中国藏书史乃至中华文明史上的惨祸烈灾”。已故前任静嘉堂馆长米山寅太郎曾著文称：“皕宋楼藏书舶载日本在隐秘中进行。事后中国学界才知道这件事，受到非常的打击。”偏激者如《书舶庸谭》著者董康当下就哀呼：“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竟疾言情愿书籍焚毁。语虽偏颇，情实可悯。
皕宋楼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创建人陆心源毕生搜书，当太平天国之乱广罗各地散出的善书，其友俞樾撰墓志谓有宋版二百、元版四百。陆氏楼称“皕宋”（皕即二百），实在不是诳言；当年自称“佞宋主人”的黄丕烈最鼎盛期也不过“百宋一廛”，天一阁藏书极富盛名却也不过宋本十余部。陆氏“皕宋”如此一廛东渡，无怪乎当年叶德辉就慨叹“中国遂无宋本矣”。
陆心源卒于1895年，生前曾云：“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出可安内攘外，处可守先待后。”文中“守先待后”四字，正饱含其藏书真谛。据郑观应《盛世危言》称，陆氏确曾“另建守先阁，请于大府，奏于朝廷，供一郡人士观览”。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思想，若非深刻体会文献保存与民族文化建设的密切关系，绝对想不到也做不到。陆氏此议，甚至比公认1904年中国第一所对外公开藏书的徐树兰古越藏书楼还早至少10年。可知陆心源临终前谆谆叮嘱四个儿子“保守好藏书，勿令散失”，实实语重心长。遗憾的是在他卒后12年，其毕生藏书竟然悉数出境东渡异域。
静嘉堂馆藏汉籍12万册中近四成是陆氏故物。又据《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所载，其宋版近九成为皕宋楼旧藏，元版也占了逾八成。当然重点在质而不仅于量，静嘉堂18部列为重要文化财的古籍中，16部属于原皕宋楼藏书。1907年购入陆氏藏书后，原本馆藏仅3万余卷的静嘉堂，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古籍善本室。原皕宋楼藏书的份量，从现今日本静嘉堂在古籍学界的地位可知。米山寅太郎曾介绍静嘉堂所藏陆心源故书，云：“其约二百五十部、五千册的宋元版，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北宋版《白氏六帖事类集》、南宋版蜀大字本《周礼》等多种都是所知存世唯一的孤本。”所以，就连拥有2部国宝级宋刊珍本的奈良天理图书馆，其中宋本《欧阳文忠公集》且因近年发现传世本均未收录的佚简96封而轰动学界，但古籍学家反町茂雄在谈及馆藏宋元刊本的学术价值时仍不得不俯首称：“我想在日本或许能排在次于静嘉堂的地位。”
负债为救济京津
这一“皕宋楼事件”的经手人，日方岛田翰是与内藤湖南并列日本“汉籍鉴赏三大家”之一的学者，随同的重野成斋、寺田望南，均是与黄遵宪、王韬、杨守敬等交厚的日本学人。其中重野成斋为静嘉堂馆长。而寺田望南更是著名古籍学家，现存宋元版佛藏经书中多钤有其著名的“天下无双”与“读杜草堂”藏书印。陆心源就曾收得其原藏宋本十余部，因此当寺田随同经手皕宋故书转售时重拾旧物，不知心作何想。1992年静嘉堂百岁纪念出版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中对这些皕宋楼藏原寺田旧物都详细一一注明，其中不无深意。寺田尤为关键的贡献，是他盛邀王韬访日，由此间接促成汉学家冈千仞访华，从而造就了近代中日学人交游互访中非常重要的记录：《扶桑游记》、《观光纪游》。而作为中方经手人的陆氏长子陆树藩，境况判然天壤。
当时人就讥其兄弟为“不肖子孙”，又骂“内乏书籍鉴别知识，外无固守家业之力”，直至二十世纪末著书中仍有“陆树藩坐吃山空，对家藏图书价值又不甚了了，加之岛田翰的一再怂恿和鼓动”的评断。对此，当年岛田翰不无自夸写下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应是始作俑者。他自述两度登皕宋楼所见：“尘封之余，继以狼籍。举凡异日之部居类汇者，用以饱蠹鱼。”更在“叹我邦之藏书家未有能及”之后，随即“怂恿其子纯伯观察树藩，必欲致之于我邦。而树藩居奇，需值甚昂，始好五十万圆，次称三十五万圆，后稍减至二十五万圆”。文中活现一副嗜财无知的陆树藩嘴脸。
实则近年的研究，证明岛田翰的话是很可质疑的。当然，声称皕宋楼尘封狼藉也许非全然虚言。自称儿时见过陆心源的同乡晚辈周越然就曾得皕宋楼宋明刻本、稿本数种，可见虽然中日关系双方都声称当年是“悉数”转售，其楼藏早因疏于管理整修导致私盗外泄竟是事实。至于陆树藩其人，近一个世纪后陆心源的玄外孙才打破沉默，自印一本《潜园遗事》，其随赠书致信徐雁称：“陆树藩之皕宋楼书，并非所传的陆不务正业，坐吃山空而造成。他是还债，这些债是筹办京津救济善会，迎救庚子之难在京津南方官民南归所负。”
1900年庚子之乱，陆树藩自筹救济金解救滞京的江南士商，事见当时出版的《京津救济总会图说》，因此时人都称其为“湖州善人”、“陆氏善人”。而后李鸿章又命其赈灾救难，负下巨债，承应公款又未曾到位。更糟的是陆氏剿丝厂受洋丝冲击，1903年前后倒闭。此时陆氏仅两次救难所欠已逾15万元，又有“南洋巨商林君作保”的外国银行“行息六厘”的数万元借款。如此债台高筑，狗急了尚且要跳墙的。
1899年陆树藩就曾致函上海工部局：“拟将家藏书籍数十万卷作为公家之物，并创建藏书楼及格物工艺院，恳请贵局拨定公地，一面筹款建屋以垂久远。”后且致书两江总督端方：“西律载，建筑书楼之地，无论某国与某国开衅，局内局外之国均有保护之责。内地愚民宵小动辄仇教，兼与学堂为难，焚掠时有所闻。百密不容一疏，故以建于上海为最宜。”这一番深谋远虑，实不让乃父守先阁“供一郡人士观览”的风范。可惜这两代深体国粹保民的父子二人之“盛世危言”，竟都同遭当政者的全然漠视。
国政府无能保护民族工业，致使老通宝等蚕农虽逢丰收却犹破产。1900前后的陆家也是如此，外受洋丝、人造丝企业的打击而破产，内又遭官员政府的压榨勒索。更可恨的是，事件中多方奔走抢救国宝的张元济，事后曾透露1906年春间，“皕宋楼书尚未售于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相国拨款购之，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不见用，今且悔之无及。每一思之，为之心痛”。
陆树藩曾有自题小像诗云：“世态本炎凉，人情尤险恶。襄富以济贫，此心无愧怍。”内中一片清明，凭此就是对当政的一种控诉。
可见陆氏并不如岛田翰所称是其书“必欲致之于我邦”的，他实心愿遂乃父所望使藏书永驻故都“守先待后”。只是时不我予。这毕竟与敦煌藏经洞的无知道士王圆菉不同。但却事有凑巧，同是1907年的6月间，斯坦因带著第一批藏经洞窃出的书卷西归，与皕宋楼藏书途经上海的船渡东去，同为中国近代文献流落域外的两大痛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