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自“308政治海啸”以来，许多“不可理喻”的法令陆续被通过。
如所得税法、出版法、和平集会法、选举犯罪法以及证据法令等，新出台的恶法无不在箝制人民的思想言行。在今天“人人都可以上网”的时代，哪怕我们不阅读报纸，通过网络接受资讯，哪个政客贪污腐败，一按键便“难逃法网”。
失民意的一方，自然憎恨网络，支持恶法，冀望修改法令制衡人民，来保住政权和朋党利益。
所以每次修改法令，只有我们人民深感基本权益被践踏、被愚弄和被蚕食殆尽。为什么连上网分享资讯和发言都遭恐吓？
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中，言论自由是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是受到《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国家宪法所保护。
早在1948年，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第19条例这样清楚写著：“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然而，“箝制言论”又是独裁国家为保住政权的一贯手法，如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就常以“国家安全”、“煽动叛乱”、“诽谤”等名义整肃异己。
今年3月15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第11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宣布薄熙来被解除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薄熙来突然下马”随即震惊中国政坛，令国际媒体一片哗然。几天之后，神州的网络上便出现“坦克车进城”等消息流传。中国当局马上进行一连串的言论“和谐”、辟谣和严加管制：强行删除20万条“不实”信息，以“整顿”为由，勒令关闭16家网站，警告3000家网站，暂停中国两大社交网站新浪与腾讯微博的评论功能，并于5月28日起施行《新浪微博社区管理规定（试行）》。这是中共“治国方略”中“出色”的例子，也是西方媒体为之诟病，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言论不自由”的“独裁国家”。
社会后知后觉
令人讽刺的是，正当我国的中文媒体卯足全力关注这起“中国政变”时，我国政府于今年4月至5月期间，针对网络网民在国会所提呈、通过《2012年证据法令修正法案（114A）》，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关注，包括我们的反对党也没有发出反对声音。一直等到7月31日该法令生效后，独立新闻中心率先发动“814网络黑屏抗议日”，强烈抗议政府侵蚀网络自由，要求政府撤回该项法令，以保障言论自由。一夜之间，我们才惊觉自己可能随时成为该恶法下的第一个“冤魂”。而这时的朝野议员也忽而各执己见，同时发出支持与反对的声浪，这样的现象怪异地令人费解。
正是这一次的“后知后觉”，我们猛然意识到我国社会（特别是华社）在面对这个关乎公众利益之法令课题时，那种冷漠、不敏感，认知不足已经到了一个骇人境况。那么，今天我们反对证据法令又是为何？首先，我们要知道证据法令是一项程序法令，它是用来提供审讯的方法、供证的方式，以及何谓证据等等，并不是一则惩罚法令。换言之，根据《1950年证据法令》新增的《2012年证据法令修正法案（114A）》不是什么入罪条文，而是查案条令。但是，我们千万别为此感到高兴。
114A违反法律精神
常规法律下的举证，责任都在主控官，如果你涉案被提控在网络上发布有关讯息是诽谤他人，发放错误和不正确的资料讯息，警方就会引用几条法案，如煽动法律、刑事诽谤（第500条）、通讯与多媒体法案（第233条）等来进行调查；可是，在7月31日该法生效以后，主控官的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人身上，一旦你涉及这类案件被提控，基本上表面罪状已成立，被告人必须证明自己没有罪，若无法证明，就是罪名成立，面对刑法，这是一项对被告人非常不利的条文，也违背了被告在判前是清白的法律精神。我国的法治精神是源自“对抗式系统”，这项新法案却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制度的“纠问式系统”而立，新法令的生效，已经完全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文所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也抵触民主宪法以及基本法律精神。（参考：<真正的114A条文>，傅协祥律师亲自讲解，信雅达法律翻译出版社，黄士春翻译。）
在网络新法下，我们都成了罪人！我们还如何谈，这是为制止人们在网络上诽谤、诬陷和网络暴力？我们还如何谈，这是为破除网络犯罪集团，如精通于网络犯罪的骇客、窃贼和骗子？我们还如何确保无辜者不会受到惩罚？又如何防止该法令遭滥用？这样的法令并不能揪出网络真凶，反而为犯罪份子找来了代罪羔羊。网络暴力固然可怕，若以抑制暴力为由，箝制人民的言论自由，趁机侵犯人权，弃法律精神而不顾，这种法令就该被人民质疑（其真正目的）以及马上撤回。唯有我们对法律条文有所认识，知道自身的权益，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误导。
我们的政府常说要亲近人民，言论自由是最能与人民拉近距离，还可增进政府的实际效益的重要管道：日前，面子书上出现如“反萧源盛造假学历经历粉丝团”打假专页，一群据理力争的粉丝团，创建以理性论事的沟通平台，揭发了一个骗倒我国政府机关、媒体、学府以及社会善心人士的“造假战地医生”，瞬间获得了国内外媒体广泛报导和重视。经过这件事，谁都不能以偏概全说网民都是暴民，执法单位更不能为无法从根源破案而修正法案，就假定全民都是罪人。事实告诉我们，自从网络普及化，它不仅仅让我们自由分享资讯、拥有表达对政府不满的渠道、哪怕是媒体垄断平面言论，我们也紧握知情权，懂得分辨事实的真相。幸好有网络自由，推动了公民意识的抬头。
远的我们不谈，去年11月印尼宪法院院长马福提议建立“贪官动物园”关笼反腐，今年6月《雅加达邮报》报导印尼出现打贪网站，列出了108名涉贪官员和公民的个人资料（包括贪污犯的姓名、相片、盗用款项和被判几年徒刑等信息），发布上网公诸于世；8月20日，缅甸新闻部宣布废除媒体审查，从即日起取消所有当地出版品审查、放宽言论，这个声明是在告诉世界，已经掌控缅甸将近51年的军政府的压迫政策在此时也发生转变。
而我国呢？在迎来第55个国庆日以前修改恶法对付网民，不惜收紧言论自由；而说真话的网络媒体《独立新闻在线》，却为“苦无经费”、“人力缺乏”、“读者未能打破网络付费阅读”等因素下，选择在国庆日当天结束它的长征之路。与邻国相比较，今天的大马无论是政治、经济、文教等已经走在一条不归路上。茉莉之春，谁可以扭转国家的命途，唯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