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双语之路》里，李光耀挟《1956报告书》以自威，却弄巧反拙抖出自身的龌龊。原来，反倒是陈六使等人对多元教育做了背书。
其实，1956年年初新加坡立法议会已通过采用英、华、巫、印语为立院通用语言；1957年又通过公民权法令，使到22万华人获得公民权。
这些成果都与中华总商会的争取与施压有关，陈六使便是其中重要的推手。前者奠下《1956年报告书》的基调与语文平等局面，后者则促成这批22万新公民的合格选民，臂助了李光耀赢得1959年大选，上台执政至今。
换言之，是陈六使间接催生了李光耀，没想到代价是被他剥夺掉公民权与关闭南大。政治之无情无义，莫甚于此了。
李氏痛恨陈六使，或与反共政治有关，而他决定铲除陈六使的导火线，竟是这样的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决定对人民行动党政府还以颜色，他在1960年1月委任被关进监牢的亲共的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博士为南大副校长。”（页77）他在回忆录里，也同样重笔记了此事，后面并加一句：“我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
陈六使“亲共”？
是的，仅仅是“亲共”而已，李氏也绝不容忍，绝不手软。记仇与疑忌，从来都是雄猜之主的心理特质。他会记仇一辈子，等到最后以胜利姿态写进回忆录与钦定史书里。
李氏很喜欢给人扣红帽，但可信度有多高，没人知道。从他诬告谢太宝是马共份子却拿不出证据来看，对其指责都要存疑。不信的话，再看《双语》这段抹黑：“在（南大）学生会任职的一些马共和亲马共学生，在1956年10月暴动期间组织的反政府活动上扮演了领导的角色。”（页79）
这里指“中学联”被迫解散后的学生暴动事件，是发生在1956年10月没错。然而，被指责为马共外围组织的南大学生会，却是成立于1958年4月呀！要污蔑人家也得有个谱，以为随口栽赃，便可一手掩天下人耳目，如此自恋狂大，举世少见！
对于陈六使，李氏将他列为黑名单的榜首，连林清祥都没有此“荣殊”。李氏指责说：“亲共组织和受这些组织所操控的陈六使等成功商人，担心南大会因此受到政府监控，南大的亲共势力也会被铲除。”（页73）
说陈六使“亲中”这没问题，但他是大资本家，他会“亲共”吗？据解禁的英国档案，当年殖民政府的密查结果：“还没有证据显示南大赞助人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再看，1950年陈六使的益和胶厂不幸遭人纵火，损失惨重，半世纪后马共总书记陈平接受采访，承认了那把大火是他们放的（《星洲日报》1998/9/26）。
只是陈平话锋一转，认为陈六使的贡献极大，后人应该为他立一座纪念碑。是的，陈平不会记仇一辈子，一笑泯恩仇的风度，想是受过华校的陶冶所致。这种胸襟岂是记仇苦心李所能比拟？
为了打击陈六使，李氏使出了道德绝杀，指陈六使没将子女送进华校读书，并透过南大生何家良的口说：“陈六使承诺捐出500万元，却还拖欠250万元。”（页88）李氏说他看不起这样言行不一的人。
我们承认陈六使这个缺失，但这点无法掩瑜他的贡献与伟大。比起那些誓言旦旦绝不关闭南大而后食言的无情无义之人，谁会更让人看不起？
至于说陈六使拖欠250万，李光耀忘了1963年陈六使被他剥夺了公民权，待罪之身，动辄得咎呀！他也忘了1964年时，他的政府已接管了南大。既使如此，当1966年陈六使听闻李政权所赞助的南大礼堂经费不敷时，他私下通过别的名义捐出50多万。这事被南大校友郑奋兴形容为“陈六使老先生给南大的最后一份礼物，而且是一个很大和及时的礼物”。
接下的故事，如众所知。南大被关了，鸠占鹊巢，当局采取“灭迹行动”（郑奋兴语），将南大特有景物一一铲除。陈六使塑像被藏起来，捐献南大的名录牌匾被拆下来，连那份陈六使最后的贵珍礼物也被夷平了。
是非功过应由后人评述
为何李政权如此仇视南大及陈六使？天威难测，外人无法揣度。不过，有些线索令人玩味。《双语》说到：
“（五一三事件）开始了我对华校生世界的认识。他们个个生龙活虎，是理想主义者，不自私，准备为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世界，他们积极奋进的心态，使我对他们刮目相看。”（页33）
“我相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加入我的阵营，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我们这群受英文教育者的朋友，那我们的事业永远不会成功。”（页34）
这两段文字很重要，李光耀的回忆录也同样出现。第一段吐露了他对华校生的畏惧，第二段更是露骨表白：打从一开始，他就是要收拾华校生，为他所用，决不手软。
往后的故事，如众所知。他是胜利者，他笑到最后。甚至到最后，是“毕业于南大的人民行动党议员如庄日昆及何家良，同意在南大情况进一步恶化前急须出手干预”（页91），这段文字同样在他的回忆录里反复出现。这是最快意酣畅的时刻了──不是“我”要关闭南大，而是你们自己要求“我”来关闭。
所以，当南大生为李光耀的关闭南大背书、夸美华语运动的英明神武时，一点都不让人惊讶，反倒让我想起一句话。当年，唐太宗看到进士鱼贯步出时，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
但请别误会，我不是拿李光耀来和唐太宗相比，他差得远呢。专制时代尚有法度，历史得由史官来撰写，皇帝不会也不敢自写历史，以示公平。不仅于此，唐太宗曾恳求要看当朝国史，却被褚遂良断然拒绝。褚氏还说，若皇上做了坏事，史官将据实直书，在旁的刘洎插嘴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人亦当记之。”太宗点头称是。
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精神，第三外语学来的华文很难明白这道理。其实，西方文明也一样，政治人物决不会钦定自身的历史，回忆录也仅是私人的回忆吧了。一切是非功过，且交由后人去评述，居位者应该避嫌。在历史前面，人要懂得谦虚，这是文明人的基本修养。
所以，无论李光耀有多大的成就，潘翎教授早已对他盖棺论定了：“但是，许多华人对他的傲慢无礼表示疑问，仍然认为他是野蛮人。”（《炎黄子孙》，页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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