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既是胜利者的历史，往往也是“政治正确”的历史。马来（西）亚的独立和建国，也不外如此。早在1968年11月那场文化辩论，时任行动党组织秘书的林吉祥先生揭露《马来前锋报》的7点融合计划甚至建议禁止“龙”的图腾。
延续这一种思潮，风起云涌的80年代，吉隆坡由谁开辟的历史论述，成为一个政治课题；1983年小学五年级检定考试历史试题，后来乃以鲜为人知的拉惹亚都拉取代叶亚来的地位。
林水豪、何启良、何国忠和赖观福联合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1998年3月出版之后，遭到当权的政治人物出面横加干预而被腰斩，亦是本国历史书写的经典个案。
此事不是唯一的案例。前不久马华总会长蔡细历医生甚至别出心裁地解释，1991年12月29日凌晨柔佛古庙山门和风雨亭失守，不是被拆，而是后移；高调问政，此之谓乎？
或因如此，那一本沃德伉俪合著的马共领导陈平的传记，书名大字摆明的，正是玩味的《我方的历史》。既云我方，对应的正是对方；我方，对方，何者书明的历史为是？
不仅左翼火红事迹如此，历经二战逾半个世纪的光景，诸国的军事档案先后解密，国家的历史场景，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同的陈述。那些年五一三的刀光剑影，如今也有了有别官方定义的版本。
柯嘉逊博士新著，杨培根中译的《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爱国者与冒牌者》（吉隆坡：人民之声；2012）所论，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历史的另一面。
是的，殖民政府秉持的定律，都把祖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论英国，或是日本的南侵，都是一样。世界经济大萧条，工资被削，公司裁员，工潮四起；万一还是不行，则以血腥镇而压之。
二战之后，英军重返本邦，这一套旧方，一点不改。柯博士转述：“在英国军政统治下，贪污腐败，操纵物价和无能，使食粮更加缺乏。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反映在1947年7月的《工资委员会报告书》中。”
当是这样一种的时代背景，柯博士在书里的第一章里说：促成了军政、资方、种植业住和代理商互相勾结。“他们封闭左翼报章，并以煽动罪名把报章编辑投入监牢”。
柯博士的书是降魔镜
推溯历史，反观时政，我们想起什么？柯博士一再抨击的“种族主义政治”的星火，至此不休。耐人寻味的，当然是“中华商会的华裔商人在反对英国殖民当局时，立场摇摆不定”。
柯博士追述，“他们一直在改变立场。又坚持自行同政府交涉，要求政府改变政策.....（1948年2月）接受委任成为联邦立法议会成员，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提出辩解说，他们将在内部进行斗争。”
内部斗争？听起来何其相似“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又像是华堂在林玉静时代当年遵奉的“协商”之道。所幸各个民族团结一致，组成了空前的“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
面向了这些压力，怀柔的族群联络委员会在1949年1月首次亮相，谋求一套“联盟方案”，奠定了治国的格局和结局。柯博士在〈帝国主义和紧急状态之间的利害关系〉援引资料论证：“委员会从来没采用真正的非族群态度，来处理马来亚所面对的问题。”
没错，正是这样。柯博士说：“联邦选举活动正式展开后，这个国家人民才真正尝到了种族主义政治的滋味。种族主义政治成了我国往后日子里的特征。当印度国大党加入了种族方案，联盟就已大功告成。”
但是，“联盟的三个成员党中，常有抗议声，只因认为自己的党，已向其他两党作出让步，又有党内领袖‘出卖民族’这类耳熟能详的指责”。时至今日，联盟扩大，结构不变。
推溯远因，敦拉萨之言，当是关键：“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为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使巫统来决定其形式──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统来决定。”
政策这般，历史之界定呢？诗云：“中道分离乱五行，降妖聚会合元明。神归心舍禅方定，六识祛降丹自成。”柯博士的书是一面降魔的明镜，映照了冒牌者的本来面目，犹如《西游记》里的那一只六耳猕猴。
附记：柯嘉逊博士新著，杨培根中译《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爱国者与冒牌者》，3月18日由李万千前辈莅临柔佛人民之声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