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动】风下之州：沙巴州选举探析

特约：李泰德

正当坊间在探讨民众对联邦政府与首相的不满，是否会在来届大选掀起“马来海啸”之际，实际上早在2013年大选时，沙巴州的非穆斯林土著已经悄悄掀起强烈反风，却碍于在野党联盟无法“安内”，导致这股反风无法呈现在选举结果上。

本文焦点将针对沙巴州2013年的选举结果进行分析，并就当今的政治现况作分析，以对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进行前瞻性的探索。

根据2013年全国大选的选民结构，穆斯林土著为沙巴州最大的族群，其比例为44.57%。非穆斯林土著与华裔选民则分别为32.67%与16.70%。截止2016年第四季的选民册，该州选民数已达到1，050，515人。不过与2013年的981，814人相比，有关数字仅增加了68，701人或百分之七，较全国7.87%的增幅略少。

当“政治大海啸”在2008年全国大选时无预警地登陆马来半岛后，2013年的大选已在上届选举结束后提前开打。虽然民联成功取得过半的选票，但在马来海啸的缺席下，使得民联改朝换代的希望功亏一篑。

国阵得票显著下跌

而沙巴州情况亦然，沙巴国阵的得票与上届大选相比也下降了6.50%。若以沙巴州三大族群分类来对60个州议席来进行区分，从2008年与2013年选举结果之比较（见表）的数字可发现，相比起2008年，国阵在2013年大选时于非穆斯林土著、华裔与混合选区的得票，呈现了显著的下跌，该幅度介于11.32%至17.22%。

不过，占最多议席的土著穆斯林议席中，国阵的得票不减反增，从66.28%微增至66.44%。在32个土著穆斯林议席中，就有16个议席的得票更高于上届选举的表现。这类选区型态的选举结果最值得讨论的，是它与另三类选区完全呈现了不同的变动趋势。

就在2013年大选前几个月的敏感时刻，沙巴州爆发了苏禄军入侵拿笃（Lahad Datu）事件，当中造成多名入侵者和军警死伤。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更因发表该入侵事件是国阵政府所设计的阴谋，而遭受政府援引《煽动法令》提控。最后，保安部队成功肃清苏禄军队，相信该表现影响了土著穆斯林的投票倾向，最终使得国阵在该族群中取得强烈的支持。

最备受关注的，则是国阵在非穆斯林土著的选区得票，从2008年的62.72%下跌14.15%，来到了48.57%，且将五个卡达山／杜顺／姆鲁族占多数的选区，拱手让给人民公正党与立新党。至于民联与本土反对党则分别获得31.31%与18.34%的选票。若与2008年的得票相比，可发现真正在选票取得显著成长的，是高喊“沙巴人的沙巴”口号的沙巴立新党与沙巴进步党。不过，有者认为这两个政党之所以能够在2013年获得显著选票，关键在于沙巴选民比起2008年，终于有了本土反对党的选择。

多角混战现象　分散反对票源

值得一提的是，吸取了2008年大选的教训，行动党与公正党在选前成功达成“单挑”国阵候选人的共识，使得两党成功攻下4个在2008年大选因为反对党得票分散，而败选的议席（里卡士、路阳、下南南、甘拜园）。

但是到了2013年，多角混战的现象仍在反对党阵营中挥之不去。由于民联在所有的国州议席皆派候选人上阵，而本土政党的革新党与沙巴进步党则分别在51和37个州议席上阵，使得几乎所有的议席呈现多角战的现象，并分散了反对阵营的选票，最终使得国阵在8个州议席，以少于半数的得票当选。其中，就有7个就是非穆斯林土著选区。

政经利益被边缘化

实际上，以卡达山、杜顺和姆鲁族为主的非穆斯林土著，在政治与经济的利益被边缘化，因此长年以来蕴含著对国阵政府不满的情绪。以2008年全国大选结果为例，虽然国阵在该州大获全胜，但是比起穆斯林土著占多数的选区，反对党在卡达山、杜顺和姆鲁族的议席中却赢得更高的得票。

由此可见，主要信仰基督教的土著，仍对国阵具有相对不满的情绪。另外，国阵在2013年流失了大量非穆斯林土著的得票，但是民联的得票并没有取得很大的增长，从选举结果可证实选票最终大量流向了本土反对党。

从历史脉络来看，联邦政府在1980年代大举从菲律宾与印尼移入穆斯林并取得选举权；由非穆斯林土著为主的沙巴团结党在1990年大选前夕退出国阵，进而导致位于马来半岛的巫统东渡至沙巴州。

联邦首相阿都拉在2004年全国大选后，废除自1994年以来向州民承诺的首席部长轮任制，导致非穆斯林土著很有可能永远失去州行政首长的位置。

种种联邦势力凌驾于沙巴州主权的问题，一直盘旋在沙巴州民众，尤其是非穆斯林土著的脑海中。虽然已本土化的沙巴州公正党与行动党在决策上都有更高的自主权，但是比起纯本土化的立新党与沙巴团结党，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联邦反对党在进行耕耘时仍会有步履蹒跚的现象。

沙巴民众对州政府满意度下降11%　11个边缘议席至为关键

“默迪卡民调中心”在2017年4月26日至5月9日期间，针对905名21岁以上，且具有合格选民身分的沙巴州民众进行调查。从该民调的结果中可发现，整体沙巴州民众对州政府的表现满意度，已从2012年9月的56%下跌至45%，降幅为11%。值得留意的是，国阵在2013年选举的沙巴州总得票是55.62%，该数字与前一年的州政府满意度相去不远。

其中，非穆斯林土著的下降最为明显，亦即从54%下跌至40%。表示不满意的受访者也已过半，来到56%，仅低于华裔。而华裔对州政府的不满意度则由56%增至65%。至于长期以来被视为“定存中的定存”的穆斯林土著，对州政府的不满意度也在五年内从31%增加至41%，满意度则仅剩55%。

沙巴国阵在2013年赢得的48个州议席中，除了8个以少过半数得票的议席外，其介于50%至60%得票的“边缘议席”就有11席。在选战策略上，这些选区对朝野阵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阵必须在捍卫该议席时须将不利其声势的杀伤力降至最低，否则一旦反对党阵营成功达致单挑国阵的共识，其会否失去州议会三分之二的优势，甚至是无法取得过半席次而失去组阁权，将是一大问题。

在11个关键的边缘议席中，穆斯林土著、非穆斯林土著与华裔占多数的议席分别为5、3、1席，至于另两席则是混合选区。近期的民调结果反映各族群对州政府的表现，已呈现更不满意的趋势。

因此，若反对党成功让每个选区仅一名候选人出战，并且将对州政府不满的情绪成功转化为选票，这将使得来届大选的“选票转向”（swing）至少来到10%（假设国阵的得票将从2013年的56%降至46%），而希联与本土反对党将获得超过50%的得票，最终可获得过半席次的优势下取得来届政府的组阁权。

选民仍最关注经济议题

领导人因素也是决定朝野政党胜败的关键之一。方于去年落幕的砂拉越州议会选举，由已故阿迪南领军的国阵在新人效应的推波助澜下取得大胜。受到联邦政府丑闻影响的州国阵，仍可压低国性议题的影响力取得成功，也使得不少的国阵领袖希望能复制“砂拉越模式”在来届选举使用。

就沙巴州而言，慕沙阿曼自2002年任首席部长至今已长达15年。慕沙阿曼在位多年，加上近期沙巴州水务局被爆出了“天价”贪污丑闻，自然其形象会对沙巴国阵带来负担。

而自“砂拉越模式”带来的启示，“新首长因素”将会是扭转选战结果的重要手段之一。实际上，联邦选举对此模式相信也不陌生，马哈迪和阿都拉分别在1982年和2004年大选首次领军，结果在各族群选民的大力支持下，将反对党打得溃不成军。也因此，坊间传出现任下议院议长班迪卡与联邦部长沙烈，试图争取出任下届州首长的消息。若纳吉确定在选后钦点新首长，将会对反对党的选情带来一定的冲击。

至于在政党政治的影响，由于新增的穆斯林土著多数选区就占有9席，而该社群向来都是国阵最忠实的支持者；至于较为关键的4个非穆斯林土著议席中，国阵的优势则较不明显。换言之，反对阵营届时能否集中选票，将直接影响是否能取得突破。

不过，无论是沙巴州或是全国选民的结构，经济因素仍然是选民在来届选举最为重视的议题。在以上提到的民调结果中，不论族群或城乡差异，绝大部分民众一致地均对现有总体经济状况、收入、物价、工作机会等都呈现了高度不满意的现象。百物高涨的影响，比起令吉近期的优良表现，更能戳中普罗大众的神经。因此，这个情绪最终是否会在来届大选转换成选票，将直接决定一个政党的胜败。

反对党联盟如何“安内”？

不过，反对党联盟在选举策略上可形成一致“攘外”之前，要如何“安内”，看来不仅是半岛诸反对党（原希盟三党、土著团结党与伊斯兰党），也是沙巴州全国与本土反对党须正视的现实问题。

虽505大选距离至今仅四年，沙巴州政治版图却已有不少的改变。巫统前全国副主席沙菲益在退党后，拉拢了人民公正党兵南邦区国会议员达雷尔（Darell Leiking）等人组织沙巴民族复兴党。另一边厢，在上届大选时以公正党旗帜出征的本土派领袖拉津（Lajim Ukin）、威弗烈（Wilfred Bumburing）也另起炉灶，分别成立了人民希望党与爱沙党。而前者目前也沙巴进步党、立新党等政党筹组了本土反对党联盟“沙巴联合阵线”，并与根基于马来半岛的希望联盟和民族复兴党分庭抗礼。

从2013年全国大选的选举结果来看，在反对党阵营所囊括的45%得票中，民联三党的表现优于强调本土性的立新党（STAR）与沙巴进步党（SAPP）。其中，前者得到了32.46%的得票，后两党则为9.49%。再者，共有3名国会议员与11名州议员分别在民主行动党与人民公正党的旗帜下当选，反观本土反对党中仅有杰菲里吉丁岸（Jeffery Kitingan）赢得冰谷（Bingkor）州议席。也因此，联邦反对党无论在得票与议席数的表现，均超越本土反对党。

无论如何，在上届大选国阵以少于50%得票获胜的八个议席中，立新党与进步党仍在三个议席的得票高于人民公正党。这也表示著本土仍有不少对联邦反对党心存疑虑的选民。

当中，尤其是在内陆地区（坦布南、根地咬与纳巴湾县）拥有强大实力的立新党，在非穆斯林土著的表现不容小觑，其甚至在若干议席，如该族群超过八成的淡布南（Tambunan）和苏克（Sook），这个由杰菲里领导的政党取得比公正党更高的选票。换言之，虽然人民公正党在2013年大选时，比起本土政党在大部分选区取得更佳的表现（主要原因是获得许多地方领袖的支持），但是后者无疑地在众多选区也有一定的势力，并可分散关键的选票，使得最后国阵渔翁得利。该次选举非穆斯林土著因为受到“Ini Kalilah”的口号影响，而已经掀起改革浪潮，但是最终在多角战的情况下，国阵仍旧可赢得绝大多数的议席。在该选举结果的教训之下，“单挑”战略方是来届大选的上上之策。

默迪卡民调中心研究经理陈承杰在受访时表示，沙巴州在上届大选已经很明显地掀起“卡达山海啸”，若不是因为民联与本土政党无法达致不出现多角战的共识，反对党在州议会将会有更强大的阵容。对此，这个选票分散的结果可以提供今天的希望联盟、由沙菲益领导的民族复兴党与其他本土反对党一个很好的教训，即是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以一对一的阵型迎战国阵候选人，从而极大化反对党选票的影响力，以避免重蹈覆辙而让国阵在反对党势力分裂的情况下而胜选。

新首长效应在沙巴凑效？新增选区华裔选民被低度代表

另一方面，领导人因素也是决定朝野政党胜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方于去年落幕的砂拉越州议会选举，由已故阿迪南领军的国阵在新人效应的推波助澜下，成功取得大胜，并从民主行动党手中夺回五个州议席。由于受到联邦政府丑闻影响的国阵仍可压低该全国性议题在州选举时的影响力，也使得不少的国阵领袖希望能复制“砂拉越模式”在来届选举使用。

就沙巴州而言，慕沙阿曼是在2002年取代自民党的章家杰担任该州首席部长，至今已长达15年。其在位多年，加上近期沙巴州水务局被爆出了近乎是“天价”的贪污丑闻，自然其形象会对沙巴国阵带来负担。从年前的“砂拉越模式”所带来的启示，“新首长因素”将会是扭转选战结果的重要手段之一。实际上，联邦选举对此模式相信也不陌生，马哈迪和阿都拉分别在1982年和2004年大选首次领军，结果在各族群选民的大力支持下，将反对党打得溃不成军。也因此，坊间传出现任下议院议长班迪卡与联邦部长沙烈试图争取出任下届州首长的消息。若纳吉确定在选后钦点新首长，将会对反对党的选情带来一定的冲击。

在2016年8月9日，沙巴州议会通过将该州的议席数从原有的60席增至73席。选委会稍后也在同年9月15日宣布建议新增的13个选区。在这些新增的选区中，全数属于穆斯林土著与非穆斯林土著占多数的议席。反之，在上届大选高达八成支持民联的华裔选民，则因为没有新增的华裔选区，使得其政治影响力再度下降。这是因为在总选区数已经增加的情况下，华裔占多数的议席仍停留在6席，这将使得该比重已经从原有的10%降至8.22%。根据2013年全国大选的选民结构，沙巴华裔占总选民数的16.70%。一旦在来届大选启用新选区地图，则表示华裔的政治代表性将严重被“低度代表”（under-representation）。

至于在政党政治的影响，由于新增的穆斯林土著多数选区就占有9席，而根据过往选举结果，该社群都是沙巴国阵最忠实的支持者，因此这必然对国阵在来届大选有更大的优势。至于较为关键的4个非穆斯林土著议席中，国阵在有关选区的优势较不明显。其中，国阵于2013年大选时在新设立的Bandau和Telupid有略高于过半的支持。至于全国本土反对党得票加总后则在Limbahau和Tulid有较高的支持。还言之，反对阵营能否在来届大选时集中选票，将会直接影响其在这些议席能否取得突破。

最后，我们还是得要回归一个问题，在面对“爱情”与“面包”之间，选民到底会以“感性”的情绪来从该族群所依附的政党给予支持，或是从“理性”的“经济投票”来作为决定其投票意志的主要因素。无论是沙巴州或是全国选民的结构，经济因素仍然是选民在来届选举最为重视的议题。在以上提到的民调结果中，不论族群或城乡差异，绝大部分民众一致地均对现有的总体经济状况、收入、物价、工作机会等都呈现了高度不满意的现象。百物高涨的影响，想必比起令吉近期的优良表现，更能戳中普罗大众的神经。因此，这个情绪最终是否会在来届大选转换成选票，将直接决定一个政党的胜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