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再次赢了。这次不是在选票上，也不是在舆论场中，而是在法庭。6月20日，吉隆坡高庭批准了前首相纳吉在涉及SRC国际有限公司2700万令吉洗钱案中的“DNAA”（Discharge Not Amounting to Acquittal，释罪不等于无罪）申请。表面上，这只是一项法律程序上的决定，但在现实世界中，它却是另一次政治与制度权力的胜利。这不是纳吉一个人的胜利，而是整个“纳吉们”的胜利：那些在制度庇护下免于真正清算的既得利益者。
从技术角度来看，“DNAA”并不等于无罪。检察官仍可在未来重新提控，被告也并未完全摆脱法律追责。然而，在一个审讯迟迟未能启动、案件悬宕长达六年的司法系统中，这项决定几乎等同于“暂时放人”。公众并不关心法律术语，他们只看到一个曾因滥用公权和金钱丑闻而身陷囹圄的前首相，如今再一次从法庭走出，眼神坚定，甚至隐约带著微笑。
更讽刺的是，这已不是纳吉第一次获得“放行”。他的12年监禁在今年初获国家元首赦减为6年，罚款从2亿减至5000万令吉。如今，再有一起洗钱案被撤销，剩下的几宗一马公司（1MDB）相关案件进展亦步亦趋。所谓依法行事，最终是否只是权力协商与政治考量的遮羞布？司法制度成为政治妥协的工具，这样的现象，已不再只是阴谋论，而是赤裸裸的现实。
“纳吉们”是谁？他们是那一群始终在权力巅峰者，明里暗里掌握资源、影响政策、牵动官僚体制。他们或许不全是纳吉的支持者，但却分享同样的特权：可以无限拖延、不断上诉、凭借资金请来顶级律师、利用制度空隙达成程序胜利。他们不怕媒体，因为时间久了，人民会淡忘；他们也不怕法律，因为只要法律够复杂，案件够冗长，最后总有机会全身而退。
人民早已在类似案件中失去耐心。所谓一马案曾点燃全国怒火，推动政权更替，激发数百万选民投下改革的一票。可是如今，距离2018年大选已过去七年，改革者疲惫，公众幻灭，“纳吉们”却一一回归。他们不一定重新担任官职，也不一定站上讲台，但他们的存在依然笼罩著体制，他们的胜利是一种无声的复辟。
如今的团结政府站在十字路口。一方面需要依靠巫统的国会席位维持政权稳定，另一方面却必须回应支持者对司法独立与廉政改革的期待。在这种结构下，纳吉的案件成为一场敏感而危险的博弈。任何一方的退让，都会引发另一方的质疑。如果改革派继续沉默，若法治与问责渐行渐远，那么最终只是维持表面的稳定，底层却早已风雨欲来。
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不再愤怒，而是讽刺。他们说：“我们这一代，不会再投票救国家了。”这比愤怒更危险，因为它代表一种广泛的冷漠与放弃感，即对制度无感，对政治厌倦，对未来无力。而一旦公共情绪走向犬儒与麻木，社会将失去最宝贵的监督力量，“纳吉们”就会真正赢得一场没有终点的胜利。
面对纳吉和纳吉们的胜利，我们该问自己：我们输掉的，仅仅是一起案件吗？还是对制度正义的最后一丝信任？如果正义可以拖延到失效，如果问责可以靠技术性程序化解，如果法律成了特权者的避风港，那么我们将输掉国家的根基。
正义或许可以迟到，但不能被默许缺席。人民不奢望每一个权贵都被绳之以法，但至少希望法律能一视同仁，制度能有效制衡。如果纳吉们永远在赢，我们终究会输掉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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