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伟权，柔佛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助理教授。<绵裕亭义山的㳉墓> 是他攻读硕博期间的论文，最先发表在《九鼎传薪·世代为公：新山中华公会九十周年纪念特辑》，后经修饰，又收录在安焕然主编的《新史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新山》。
这篇论文的研究对像是绵裕亭战前墓碑，内容共分七大部分，即前言、研究方法、㳉墓的祖籍分布、㳉墓的意义与墓主身份、㳉墓登场的时间变化、历史洪流中的义兴公司以及结论。就方法论言之，尤其重视调查、分类与统计。
他先是对新山绵裕亭义山战前墓碑进行文字记录，并用照片存档，然后以GPS定位统计分布状况；接著又分类数据，划出性质（㳉墓与否）及籍贯类别；最后再统以量化分析，试图从中探究“㳉”墓及其他战前墓碑的具体流变概况。
最初以潮州人为主
经白伟权研究，新山华人人口及帮群结构演变已有具体表现方式。从内容可知，新山华社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呈现动态变化过程：十九世纪中叶，新山开埠人口较少，并以潮州人占优势。但二十世纪初，人口总数却呈现倍长趋势，也可明显发现其他帮群移民增多。而其中又以广府人增幅最大，直接跃升成为新山第二大帮群。
透过分析推断，原初主导新山华社的潮州人，在二十世纪初期已非新山优势群体。尤其在其他帮群移民人口比例增长下，其地位也明显淡化，致使华社面貌呈现帮群杂异化倾向。
而且透过㳉墓调查统计，新山义兴公司兴衰也更为具体。研究发现，十九世纪高比例的㳉墓，说明当时义兴在潮州人为主的新山华社扮演重要角色。但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㳉墓比例则呈现下滑趋势，证明义兴影响力减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变化趋势，正与柔佛潮州人主导的胡椒甘蜜经济衰退时间相符。由此推断，义兴公司在二十世纪没落，绝非1916年政府解散的结果。这些发现尤其重要，因为它彻底纠正早期“英国是导致义兴公司及潮州人没落的元凶”之说。
义兴公司渐衰弱
事实证明，英国人到来以前，新山华社的帮群结构已趋向多元，不再以潮州人为一尊，甚至原先独大的义兴公司也已逐渐衰弱。至于政府的解散令，其实也只不过是为这发展进程画下句点而已。
另外经由㳉墓帮群比例整理，白伟权也详细厘清早期与义兴公司有关系者的身份，甚至为“新山义兴属于潮州义兴”之说增添有力注脚。他发现在㳉墓使用者中，有高达九成是潮州人，即便其他帮群也有㳉墓使用案例，可是整体比例较少。
广府无人使用㳉墓
尤其奇特的是，新山第二大帮群——广府居然无人使用㳉墓！可见“新山潮州义兴能够容纳其他帮群”，但也绝非所有帮群都必然与义兴公司有所牵扯。但如此导向，不免又产生另个问题：何以㳉墓主要盘踞于新山、新加坡以及印尼廖内群岛一代，反而不见于北马同样拥有义兴公司的地域？还是说，㳉墓极可能只是南马潮郡义兴的身份标志，而不见得是全马义兴共享的普遍现象？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或许还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
最后借由GPS定位，他也发现二十世纪初绵裕亭义山跨地缘特色始终不变，而且不同帮群的墓碑也混合分布。纵然当时新山各帮群已具备各自独立的条件，但并未有任何群体独立设立新义山。而且在义山空间上，也未发展出“以帮群为单位”的埋葬分区。
如将这段数据纳入历史发展解读，即可发现战前新山华社乃是倾向整合化发展。至于相关论述，他在后来撰写的《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加影：新纪元学院，2015年4月）也已详细说明，所以这里不再赘述。
至于时间分划方面，白伟权采用“十年为一期”的方式论述。但客观评之，新山开埠初期史料不仅较少，而且当时的移民劳工未必有能力设置墓碑，故以十年为单位分划不免显得单薄。因此在1871年至1880年，以及1881年至1891年两组单位期间，甚至一度出现“与十年前社会结构相差不大”的窘境。
所幸相关时间分划的问题，他也已在后来同陈国川联合发表的论文修正——《认识早期华人社会面貌的视角——新山绵裕亭义山墓碑普查的研究》（收录于《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三卷第一期，2014年6月），致使战前新山华社的勾勒更精彩。
总之就如安焕然所言，白伟权这篇论文是非常扎实的研究成果。尤其他的“量化统计数据对战前新山华人史的研究，著实颇有延伸研究的助益”。即便时间分划有商榷之处，但他在后来的学术论文也已做出修正。如此，也算是为新晋学人提出学术反思的重要意义，亦能让后人掌握白氏的学术思考变迁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