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新加坡的整体生育率继2017年跌至1.16后，2018年进一步跌至1.14——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所需生育率2.1，是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值。这无疑加剧了新加坡社会的老龄化现象。
尽管面对整体生育率的持续下跌，新加坡政府采取过鼓励生育的一系列“结婚生育配套”政策，其中包括一系列补贴，并在2004年、2008年、2013年三次进行了加强。即便如此，生育率在政府每次宣布加码奖励措施后，都只是取得小幅反弹，然后又继续下跌。笔者认为适龄青年的生成压力过大是该现象的原因之一。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指数，新加坡连续5年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新加坡居民在租房购房、医药、汽车价格等方面的花销，平均比纽约居民高出约7%。
新加坡“不养闲人”的低福利制度，令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为了面对生活成本和赡养负担的压力，不得不更长时间地工作，根据2018年第三季度劳动报告，新加坡员工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4.9小时，位列世界第一。同时，新加坡是亚太地区员工满意度最低的国家，新加坡的居民也是全球情绪最为消极的。另一份2015年的在线调查显示，42%的当地居民希望能够移民，离开新加坡。
光是看数字，笔者都已经感到焦虑，而这正正就是我们年轻一代所要面临的窘况。大多数人自己立足已属不易，上有还有老，如果下也有小的话，这将是一个无形又沉重的枷锁把我们困在无边工作从而赚钱养家的象牙塔之中。再者，如果不能够为小孩提供舒适的成长和教育环境，只会让下一代人再次陷入这水深火热之中，形成恶性循环。
虽然新加坡政府在2019年度预算中表示，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支持、为普通家庭提供免税额度，并为学生提供补助，但全球各个政府的政策效果表明，表面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往往只能起到一时的刺激作用，对于生育率的改善可谓杯水车薪。
幸福感低人口密度高
笔者认为，除了适龄青年生存压力过大以外，新加坡生育率低主要有两个根本问题。
1.社会制度下的不公平分配问题——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自古以来人的幸福感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条件。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一个国家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富分化巨大，而导致民众幸福感低，这是直接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之一。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住户收入主要趋势》，基尼系数为0.458，财富分配差距较大（国际上以0.4作为警戒线）。此外，慈善组织乐施（Oxfam）在201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为减少贫富差距所作的努力排名倒数，贫穷者与富豪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
政府如何促进财富公平分配，建立更合理的税收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如何打破“穷爸爸”与“富爸爸”的阶级桎梏，是新加坡政府提升生育意愿、促进生育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2.土地承载力的极限——新加坡生育率下跌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一定的情况下，一块土地所能承载的人数是有限的。新加坡人口密度为7915.7人/平方公里，也让新加坡成为了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现存的物价高、工作时间长等压力，只是土地已达到承载力极限的表现方式，是导致生育率降低的直接原因，并非本质原因。
新加坡想要打破生育率的魔咒，只有继续发展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督促企业设计更合理的工作类型及工作时间，并制定更有竞争力的薪金架构，只有居民的工作时长得到保护、生存压力得到缓解，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生育率的提升。
在没解决这些关键问题之前，新加坡政府不要一味地鼓励人生小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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