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当代评论的主题为“新马华社与中国因素”,概括而言其指向一个面向,就是反映著本地中文世界一种特殊的文化政治现象。在本地华社,当中不少人视中华文明为其文化认同的归宿。诚然个体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并非等同划一,两者间有所区隔。不过这样的文化抉择,显然不会是非政治的,因为文化认同必然蕴含对一些价值内容的肯认,而这些价值内容足以影响我们对特定政治事件的判断。
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经历由盛转衰的历史的转折,过去曾是区域内的大国,然近两百年来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和殖民,节节败退,变成纸老虎,毫无招架之力,写出一页页的屈辱史和救亡史。对这个古老文明而言,处于千年未遇之变局,有选择走西化的道路,视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等源自西方价值为人类普遍追求的普世价值,也有持国情不同论者,认为西方的现代性经验,仅是西方特殊历史情境的产物,不能视为其他非西方社会必须要走的普遍道路,同时民主代议制度亦非人类政治理想的最后归宿。
揆之后进国追赶先进国的经验,以亚洲国家日本为倒,从1853年美国培里将军打开日本的大门,从此日本放弃锁国政策,1868年明治天皇亲政,推动西化改革运动,“脱亚入欧”成为社会主导思潮,随著“文明开化”的种种努力,日本的综合国力迅速成长,先后打败中国和俄罗斯,并殖民琉球、台湾和韩国等地,崛起为区域内的大国,跻身世界列强之林。工业化、现代化急速成功的经验,带来了自信,也衍生了社会问题,为了持续驱动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累积、解决本土生产过剩以及国内社会矛盾,日本选择走向向外扩军,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的道路。日本这段穷兵黩武的历史,值得本地一些远距民族主义者(Long-Distance Nationalism)忖前思后,反复参酌。
对编者而言,从六四事件、法轮功、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到香港占中运动,本地华社对这一系列涉及中国的国际重大事件,在公共讨论所出现的分歧和辩难,原可以由上述普世vs特殊的分析框架,予以梳理和突显,惟争论两造带头人皆动辄贴对方标签,以“大中华胶”、“美帝帮闲”,彼此攻讦,且论述水平不高,多使用情绪性或文革式的批斗言语,以谩骂取代讨论。本地挺中派长期受毛派思想影响,热忱于反美帝,对中共专制统治的祸害,视而不见,思想溷乱,以致在中国民主化的问题讨论上,被讥为持双重标准。
同样,本地一些自恃为民主派人士,则反共不反美,彻底拥抱美国价值观,对美国霸权在区域所造成恶果,如冲绳美军基地问题、默许韩国光州民主运动屠杀事件、扶持亲美的独裁政权、援助敌对国的恐怖活动等,选择避而不谈,并以国际现实主义为由,肯定美国的作为,辩称美国的做法保障了区域的稳定和国际均衡云云。如何摆脱上述亲共∕反共或反美∕亲美的二元对立思维,一方面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流弊,另一方面深刻批判西方∕美国中心主义价值观,寻找双重抵抗之道,重构我们的世界观,乃是本地民间进步力量无法绕过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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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当代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