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禁酒”风波又再一次掀起华社怒火。首相在国会上说：“学校不得出现酒精。”便引起轩然大波。之后教育部发文说“维持现状”。许多媒体和政客赶著宣布“问题已经解决”。但对华社来说，这问题并未解决，而是又再一次被政府糊弄过去。
这场争议的核心，从来不在于“能不能喝酒”，而是政府近年来以模糊与不公平的政策，一步步压缩非穆斯林的生活空间与生存权益。这才是真正让华人社会愤怒的。这股权益被挑战、被慢慢掐紧的感觉，是一次又一次挑战著华社的底线。
华小的礼堂是维持学校运作的命脉。政府对华小的拨款长期不足，多数学校必须靠董事部四处筹钱，才能维持基本设备与日常营运。筹到资金后把礼堂盖起来，再出租礼堂办宴会或活动，这条租金管道，支撑著华校一砖一瓦的成长。没有这笔收入，许多偏乡华小根本撑不下去。
从1987年的 Carlsberg 十大义演开始，到1994年的 Tiger 华教义演，酒商对华教义演的赞助已持续三十多年。这条路从未出过事，也未引发任何全国性的争议。直到今年，一切突然变得困难。宗教保守派抓住一场义演上的酒商标志大肆发难，政府为了安抚情绪，教育部跟著喊查，政治人物各说各话。结果是酒商不敢再进学校，品牌标志被迫撤下，校方与赞助者陷入进退维谷，董事部如履薄冰。三十年没有问题的事，今年却变成一场闹剧。
令华社愤怒的点还不止于此，近几年的财政预算案里，政府连华小的拨款金额都不愿明确列出来。一边给不够钱，一边封掉华校自己的筹款管道。所以不是华人不喝酒会死，而是体制完全忽略了这背后的结构性现实。是资源不足够、空间与尊严被压缩的问题。
教育部最近的“维持现状”新闻稿，是极其虚伪的安抚话术，并没有提到所谓“华小礼堂晚宴不受禁酒令影响”。2018 年所颁布的禁令从未废除或更改，白纸黑字仍旧写著学校不得接受来自酒商、赌业、烟草的任何捐助。它就像一把悬在华校头上的刀，什么时候落下，全凭政治风向。内阁不敢修文，只靠“口头弹性”撑场面。今天官员睁一只眼，明天换人，就可能卷土重来。
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法规与执行机制过度模糊，让宗教标准凌驾在公共治理之上，导致非穆斯林群体的生活与筹资空间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灰色地带。而这种模糊状态让政策成为政治工具。要改变这种结构，政府必须明文修正 2018 年教育部禁令，清楚划分“学生活动”与“社区外租”的界线，用时间段将礼堂的社区使用明确区分定义为非宗教、非教学空间，依法豁免宗教化约束，让它回归正常运作。中央政府也应制定统一的标准作业程序，终结地方教育局各自解读的乱象，让政策不再因人而异。
再者，政府可设立一个“企业捐助与酒税回流华校基金”，将酒业缴纳的部分税收专款专用，用于华校基础建设、设备更新及教育资源提升。这样不但避免了品牌与宗教情绪的直接冲突，也让原本被视为“不洁”的税收，转化为真正造福社会教育的资金，达到财政分配与族群平衡的双重效果。同时，政府应在财政预算案中明确列出华小拨款，让资源分配不再成为政治角力的工具。
华人不喝酒当然不会死，但如果政府继续用宗教标准压缩非穆斯林的空间，继续用模糊政策让人自我审查，继续不给资源却掐住自筹的路，那死掉的将是对政府的信任，是这个社会原本仅存的一点平衡。华社不要求特权，也不想对抗宗教。华社要求的仅仅只是公平、稳定、明确的制度，要求政府停止一再把多元社会的空间政治化、宗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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