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至今，我国警方在执法方式上，一直没有引进一种在国外极其普遍的高科技执法方式，也就是随身摄像机执法。这种执法方式，可以有效协助警察在执法的时候，降低对他们的质疑。
由于我国警方执法经常被大众质疑为执法过当，或是理由不正当，这些穿戴式的小型摄影机，将会成为他们反击外界质疑的方式，加强他们执法的正当性。而我国现任内政部长赛夫丁，在近日和马来报章《阳光日报》的访谈中，表明给予大马皇家警察、巡逻队、交警和特种部队的随身摄像机的款项已经准备好了。他也表明，若一切顺利，将得以安排所有执法人员在今年内，开始穿戴这种小型摄影机执法。
实际上，这种穿戴式的随身摄像机，在国外也被称为“警用密录器” （Police Body Cam）。他们主要被用于警方等执法人员进行任何行动的时候，穿戴于身上，录下行动过程中的所有细节。
另外，这些也被应用在消防员等灾难前线人员，乃至军队的行动中。这样一来，这些摄像机就可以成为证物，让行动的合法性得以保障。而这些随身摄像机，在 2005 年，就开始被英国的警方部门所使用，并逐步推广到了世界各地的执法部门等单位。
但马来西亚的执法部门，并没有跟上这股风气，所有执法人员并没有佩戴任何随身摄影机进行任何行动。因此，本地执法人员才会经常遭到社会大众的质疑，认为他们在行动中有不公平的举动发生。这会导致就算执法人员是刚正不啊的公务员，也会因为自己的同僚中出现过犯法的人物，导致他们的公信力下降。
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一直有人发文乃至发影片质疑执法人员的情况发生，因为执法人员的形象已经被当中的一小部分“害群之马”抹黑，但他们又无法真正地反击这些质疑。最终，这会导致真正能认同他们的人民数量大幅度下降。
而赛夫丁所提出的随身摄像机方案，虽然无法一时间消除所有人对于执法人员的不信任，但还是可以让执法人员的形象缓慢回升的。因为随身摄像机的存在，将会使得执法人员在行动中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若执法人员有犯下任何错误，也可以从摄像机里得知，并第一时间对所谓的“害群之马”进行惩戒。
同时，执法人员并不是唯一可能会在行动中出现问题的人物，有时候，可能会出现和执法人员对峙的另一方才是引发问题之人的情况。但这些人，在过去也会试图以执法人员低落的形象为盾牌，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来引导舆论倒向自己，从而摆脱自己犯下的问题。而随身摄像机的存在，将会使这些人无法故技重施，因为他们犯错的一举一动，已经被记录得清清楚楚了。此外，随身摄像机也可以记录下行动中的所有细节，在民众质疑执法过当或是不合理的时候，可以当成证据公诸于世，让民众知道执法人员只是依法办事而已。
就如最近在沙巴拿笃发生的毒贩击毙事件，笔者就曾看到还有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依旧质疑警方开枪的行为，质疑他们有没有根据程序让对方投降等。如有摄像机的话，警方在面对这种质疑的时候，可以依据情况而定，在有必要的时候，将行动影片上载网络，让民众得以知晓行动的细节，以此打消质疑。
若这种质疑的情况在美国发生，美国警方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会将数位执法人员的随身摄像机记录下的行动影片，上载网络，以此还原整个行动的过程。如近期在美国田纳西发生的教会学校枪击事件，美国警方就释出了两位执法警员 Rex Engelbert 和Michael Collazo 的随身摄像机画面。画面当中记录了他们在校园内行动和对付行凶的枪手的过程，同时也有以马赛克隐蔽了血腥等敏感的镜头。这样一来，民众可以得知警方执法过程中，有根据所有规定的程序来行动。而这些记录下来的影片，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行动，都可以作为执法人员所处单位的参考，以便在下一次的行动中，做出改善。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内政部长赛夫丁提议的提供随身摄影机给执法人员的做法是好的。这个做法可以让执法人员的公信力上升，改善马来西亚执法部队的形象。但问题在于，对于摄像机的应用必须有严格的规定，如强制执法人员在规定的行动中佩戴摄像机。
若实施的方式过于松懈，很可能会导致执法人员在一开始会使用摄像机，但在规定不严谨的情况下，最终也不当一回事，不再使用摄像机了。但若随身摄像机使用得当，想必我国执法部队的执法水平将得以大大上升，得以解决更多的犯罪问题，不会再因为民众的不信任导致自身绑手绑脚，这也是笔者希望看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