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了匆匆忙忙赶最后一班渡轮回家，工作草率影响报纸品质。限你不得重犯，必须即日起在槟岛居住上班。”那是当年新加坡《南洋商报》总社经理兼总编辑施祖贤先生签发予华运栋博士的警告信。
华博士自传《生命绿洲》（台北：周大观文教基金会；2021）回忆此事，读之感伤。个人和家人日常的生活作息彻底改变了：华先生从此在报馆过夜，铺了帆布床睡在编辑部。（页230-231）
施总此令确实耐人寻味：渡轮码头，正在报馆对面，过了一条马路就是，五分钟用不上。说是匆匆忙忙，大可不必。何况，渡轮最后一个班次，迟至凌晨两点。华运栋博士从下午四点工作至午夜十二时，随之下班，何错之有？
结果，折腾一阵，经过报社副总编辑刘用和先生北上调查，总算取消指令，还了清白。尽管这样，日后调薪，唯独华博士一人没有加薪；以后升职，身兼多职，一人总揽，乃至减薪。置喙事情曲折，蹊跷一目了然，自不待言。（页233）
说到底，任何耐人寻味的忿忿不平，往往都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投影了一个企业的作业文化。纵然人事设有既定的标准作业流程，要是不怀好心，自然亦可见缝插针，搞小动作。
偏偏据理力争，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一般也没有好结果。难得华先生随遇顺之，坚守岗位，待见明月。他要是不是呢，壮怀踌躇从此流失；公司最终失去的，恐怕不是一个人力的芥蒂。
王朝的崩溃，政权的轮替，追溯上来，也是这样。《高祖本纪》刘邦所云，不是沾沾自喜，而是经典箴言：（子房、萧何、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然则，华运栋博士最后还是选择离开报业，开始人生一段段大气磅礡的新征途：开拓美华合作社，随后转身开启了温馨苑的峥嵘千里，以辅导之大愿，擂响心灵医院的大业。
回头一看，华博士的一生，确实像是一艘渡轮：此岸度人，再登彼岸；然后回航，载送下一班的芸芸众生。来来往往之间，物是人非事事休；唯他没有停航，继续载动许多愁：才下这头，又到那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