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分类，国际社会早有连篇累牍，钜细靡遗的既定标准。举例言之，始自1958年联合国制定的ISIC指南，辗转修订，2008年已有第四版。遵此版次，每个行业，由A而U逐一划分；往下再以四个位数详细编码，以便识别和管理。
本国的部门，除了国家工业局（SIRIM）自成一套系统；各个部门，也有自己的圭臬。财政部、贸工部、城市规划局乃至地方政府不同的单位，按照不同的需要和界定，皆有本身的编制，用作做事的指引。
不幸的是，这么一来，系统和系统之间，自然出现大相迳庭的灰色地带。那么，不论哪个方案，往往随之出现晦涩之争。认识这点，自可明白疫情之后的行管令颁布以来，各行各业为了争取开门营业，而陷入不知去向的乱象百出。
之所以这样，缘由有三。一是定义的模糊：立法、行政和执法，各有迥然不同的说辞。二、个别行业，需要经历多个部门重重叠叠的批示，才能顺利开业。三、不论内容，还是尺度，总是一夜转圜，戛然而止，无所适从。
面向前所唯有的新冠病毒的逞凶肆虐，仓促之间，国家机关的运作遽然陷入瘫痪，既可理解，亦需谅解。但是，经历了长达接近20个月的，多种名目的管制令下，仍然不能及时理清紧急的变易所需，确实耐人寻味。
正因这样，两岸的开业、修业和复工的磨蹭拉扯，一再轮回。货物的递送，服务的交易，应该怎么处理，自然也没有定论。最终，不管人流，或是物流，各方都无所适从，唯有继续登陆申请。
犹为不幸，网络的宽频，毕竟不足应付载量所需。大量涌入的商人，经过n个小时的折腾，很多还是只能尝到闭门羹。到了MCO 3.0，沉痾宿疾，仍然一如既往，兜兜转转。
既见此景，难以理解，贸工部何以不能从中汲取教训，参照详列分级的生意项目，提前按章处理所许可的营业模式？若能如此，一旦政策变动，自可第一时间据此令下，立马调定关键领域，何致重蹈MITI的覆辙？
系统的分类，本来的旨意所在，不正是为了方便旗下组织的统筹？部门何以不能顺应用之，乃至三番几次劳民伤神，重复同样的不知所云？由此可见，官僚体系的作业思虑所在，确实不可思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