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因对现代性的认知、理解、认同及信念不足，本国某些人，包括政治人物、宗教人士，乃至所谓学者和知识分子，虽常爱高举“中庸”、“和谐”、“宽容”、“公平”等价值，惟往往犯上表里不一、双重标准、自相矛盾、形式主义等毛病。
如说他们可能一方面宣扬各族群、教群之间要和谐共存、相互尊重，但同时却主张某族群或教群应当比其他族群或教群的地位更主要、尊贵、优先。有者甚至认为其他族群和教群的存在是“被包容”或“被忍让”的，乃无可奈何的“历史包袱”，所以其人自然无权要求同等的地位和待遇。
另外，虽大谈中庸、和谐、宽容、公正、同理等道理，但他们同时却反对个人自由、自主和平等。如说不允许个人的宗教信仰和认同自由、性向自主；不赞同男女平权、不反对（甚至支持）童婚等。有者还不惜为了这些事而出言恫吓，甚至喊打喊杀，一点馀地都不留。
更讽刺的是：当有识之士提出人不管什么种族、宗教、语言、文化、性别、性向等背景，都应当享有同等地位和权益，获得同样的尊重、自由、机会等观点和主张时，上述人士有的就直接把如此看法斥为“极端”、“傲慢”、“挑衅”、“叛逆”等，意思是“不中庸”、“不和谐”、“不宽容”、“不公正”的，当被谴责和打压。
认清不平等的“中庸”
质言之，上述人士恐怕不少，乃至因为长久的教育、宗教、文化等相关政策之失衡和走偏，这类人士亦极大可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和占居社会主流。职是之故，近些年来人们才会不时听到一些从政者或文教人士提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观点和论述，简直是光明正大地歧视异族、异教徒、异文化和异性，以及漠视基本人权。
更叫人忧虑的是如此人士有些已经久持政经文教大权，这意味著民间对其人若非认可，至少也是不介意。乃至，当有新执政者试图推行一系列体制改革时，民间反而涌起各种反对声浪，导致改革停滞不前。由此可见，失衡和走偏之政策的影响，实际上已在民间深度扎根，能促进真正的中庸、和谐、宽容、公正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不受欢迎，反而被许多人视为威胁。
坦白说，若如此趋势没能及时被遏止或冲淡的话，恐怕在不久的未来，本国所谓的“中庸”、“和谐”、“宽容”、“公正”等价值，在主流论述中，都会是建立在各种血淋淋的不宽容、不平等、不自由、不公正之社会关系上者。届时许多人若非自我麻痹、自我催眠，接受如此论述，就只能更艰难、更危险地为权益而抗争了。
简言之，对于个人——包括对于少数群体而言，认清、支持、捍卫，乃至参与改革是至关重要的，而非在一些被蓄意炒作的课题中一再陷于自乱阵脚、轻重不分、纠缠不清，结果被转移视线和消耗心力而纵容各种践踏现代性的反动势力趁乱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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