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中，有广为人知的以讹传讹，有言之凿凿的未解悬案，亦有大相迳庭的独家诠释。怎么解读，如何开笔，一方面取决于罕见的材料和密封的档案，另一方面也胥视作者的功力。细读子健新著《谁救了手雷女郎》，必能从中看见另一道窗。
举例言之，读者大概难以想像，华人血统的奥斯曼支那（Osman China）走入森林，随身携带，竟是“全套的莎士比亚、狄更斯文集，还有雪莱（Shelley，英国浪漫诗人）、丁尼生（Tennyson，英国诗人）”等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页149）
此外，不少资料一再误传刘尧乃是马共中央军委会主席之事，到底如何？2001年子健曾和马共总书记陈平面对面访谈，陈平厘清此说失实，刘尧当年其实只是第三号人物，党职排在莱特和陈平之后。（页78）
诸如此类的尘封往事，确实多矣。幸有子健的健笔，殚精竭虑，琢磨文本，细说重头，小镇筚路蓝缕的过去，总算在有情人间留下了读之感慨的写真，重见了罄竹难书，一言难尽，南来先辈经历的那些苦难：
“1952年10月28日，在柔佛昔加末北根冶美，三名警察被杀害，另外两名受伤。五天之后，邓普勒将军通过行政官下令，北根冶美执行18小时戒严，包括12小时限制不能走出户外。”（页195）
由此可见，艾瑞利在《不理性敬上》（台北：天下；2016）所言确有见地：换了框架（framing）看事情，入目的往往就大不一样了。可惜，陷足框内，大家往往掉入泥沼了。
难得雷子健不愿附和人云亦云，独辟蹊径，一页页被继续忽悠的旧事，一道被不断糊弄的伤痕，总算重新舒展。经他旁征博引踏实细写，我们终于看到了转角之处的人性和泪光，仍在近在眼前的这里和远在天边的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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