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回学长陈国耀南下吉隆坡,还不是火箭的议员,甚至不是行动党的党员。公务处理完毕,傍晚邀约黄进发和我一块用餐。晚饭后我们仨步行走到车站,路旁有个乞丐,进发掏出一些钱……。
这桩旧事,已逾廿年之久,记得似在诉求工委会(被)玩完之时。进发已经没有做事,仅有些许收入,是微不足道的微薄稿费。虽然当时力有不逮,他始终没有一刻忘记怜悯之心,视而不见社群中的不幸。
说来是个政治好动儿,我常这样调侃黄进发,从来没有任何片刻得闲。他和曹观友远赴美国交流返国的那个深夜,碰巧我家小孩快要出世。凌晨时分第一时间他赶到公寓飞车送我到马六甲的仁爱,让我感激也让我惊叹他的非常耐力。
要惊叹的,其实多的是。进发早慧,整理早年《消费人前锋报》我偶然发现,远在中学他曾经投稿这里发表青涩的诗作。后来为了远到英国深造博士,应考托福,他还夺下一张接近满分的成绩单。
犹为难得,进发的三语俱佳,不仅书写一流,而且可以交替现场口译。南中国海两岸,乃至国际社会互不相通的公民社会和组织,经他奔走串连,运筹帷幄之中,因此有所密切的联系,开始多向之交流。
此后通过了艾塞克斯大学的博士,自然是预想之事。同样可以预知的是,纵然他可以从此安逸于学术的象牙殿堂,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积极投身社会运动,以他练就的专业导引民众认识选举制度的不足。
可惜,网络对他语多龌龊。所幸进发没有介怀,而是默默耕耘,写出《共业:我们能否摆脱被巫统统治的宿命?》(黑风洞:大将;2018),为变天后的前路,画出另一番山水。可惜希望领袖不曾因此领悟“水可覆舟”之理,进发终于离开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