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言之，伊刑法和伊斯兰国，都不是伪命题，但如某些党团和媒体人士硬要把与之相关的国家宗教化之“源头”和“罪责”全套在在野党身上，恐怕确会是个“伪命题”。
毕竟，在偏专制政体之中，在野党的影响力和决定性一向有限，若非当权者或隐或显的认可、主导和配合，一个国家的宗教化，绝对不会那么“成功”。
如说本国也有意识形态、立场和议程皆极为鲜明的社会主义政党，其人虽也不是没有积极发声，乃至上街抗争过，但因当权者的不同理、不认可，甚至铁腕打压，结果下场坎坷。是以，搞不清楚权力的分配、结构、性质和意向而谈宗教化，若非纯心误导受众，就是见树不见林。
非在野势力主导
实际上，国家走向宗教化，最关键的一些转折点，如1980年设立伊斯兰教中心、1988年修改联邦宪法第121（1A）条文、1996年提升伊斯兰教中心为伊斯兰教发展局、2001首相宣布国家为“伊斯兰国”、2002年推行“国家行政伊斯兰化”等，都不是在野势力主导的，后者顶多只是伸张、鼓动部分民意而已。
虽说这些修改、宣布、政策等看起来未必如伊刑法和伊斯兰国那么“可怕”，然其垫下的基础，绝对影响深远，甚至可谓后两者的“逻辑前戏”。
职是之故，今天的伊斯兰党和巫统合作，在国会提呈伊刑法个人法案，著实一点也不突然。更甭说早在去年3月19日，两党就在吉兰丹州议会“心心相应”地通过了伊刑法修正案，随后两边高层间的“眉来眼去”，也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奇怪的是此次竟有部分民众的反应是如此“晴天霹雳”。至于向来理应与执政者“有协有商”、“同声同气”的部分党团人士也“无辜”地跟著“晴天霹雳”，则叫人不禁要翻白眼。
我国不够民主化
约言之，本国宗教化之症结，是在于不够民主化，结果让各路权力玩家有机会恣意妄为，借各种民粹论述和情绪推行有助于巩固、增强其势力的结构性改变，包括统化民众的意识形态及文化秩序。
在足够民主化的国家，再保守、封闭，乃至偏激的宗教论述都只是一种论述，难以壮大，因总是有其他论述的竞争和制约，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反传统主义、女性主义等。不对症下药地解构专制、重整民主，就算不是宗教国，也会有另一“版本”的意识形态极权诞生。
今天不论在朝内或朝外者，若不反思、检讨、纠正国家政体的专制化，宗教化肯定是会越走越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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