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既然变态往往形成常态，那么偶然也就渐渐变成必然。每年一度的财政预算案，总是这样，翌年不久总要另外提呈附加供应法案，追加不足之数。可见当初各个部门的预算，其实纯属应急的流水账作业，交了就算。
举例言之，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阿旺阿迪的〈2011年附加供应法案〉，向国库多要131亿8671万3000令吉。为了应付砂拉越州选举的治安，内政部当年也需额外的3000万令吉拨款。
2012年，18部门机构，一起追加137亿9534万5000令吉的支出。2013年的〈2013年附加供应法案〉一读，也一口气追索了另一笔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高达121亿7117万1358令吉的额外开支。
2014年，5个政府部门一共追讨总数41亿1210万7000令吉。2015年，还是钱不够用。《东方日报》报道财政部副部长蔡智勇开口，另外追加总额59亿9213万2400令吉的额外开销。
诸如此类，罄竹难书；总之，前后五年所累积的，纳税人需支出了接近500亿的银两。平均地说，每年都多要了100亿的令吉。眼下砂州大选就在眼前，明年此时，想必部长还是不得不在事后设法补票。
何况，因为马币陆续贬值，外交部不得不为此申请1亿3232万5125令吉，资助驻各国的大使馆，以及外交部的海外经费。参考旧案，当下币值跌到空前的尴尬，想必也将拖累了早前的编算。
一再重蹈覆辙，寅吃卯粮之后，原是本年的开销，唯有用作填补去岁的支出。那么，今年最终所剩下的配额，还有几许呢？经年累月，国家自然是捉襟见肘，人人如坐针毡。
可惜，国家行政的机关，从来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兜兜转转。借用《清史稿》卷十九〈宣宗本纪三〉的话说，正是“国步之濒，肇端于此”。治国如此，也就难怪国债高筑，市场举目满目疮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