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刊方面，再也不是整版的政治与党宣传新闻，取而代之的是各地方社会民生新闻。当然，来自新华社或《人民日报》的新闻还是占有一定的篇幅。但是各地方报对于这些中央新闻的版面处理是很令人玩味的。
正如学者指出，这个看似松绑的现象，其实只是中宣部是否愿意执行统一口径的政策而已。在面对所谓“重大事件”，媒体界就会有即沮丧又轻松的矛盾情绪。沮丧因为重大事件是新闻热点，也是创造历史的时刻，媒体从业员难免兴奋，却接到内部文件，要求一切以新华社新闻稿为主。沮丧的编辑记者也就化赌气为放假，反正只是转载新闻而已。
另外中宣部为报纸报导订立了一些规范。首先是报导以及树立“先进典型”，值得是类似好人好事(雷锋精神)，能够影响社会，或树立正面“价值观”的例子。
说起价值观的先进典型，在中国真是一个艰难的，难以取舍的两难。尤其是有关小孩及长辈的应对。中国拐卖小孩猖獗，所以对小孩友善或是孩子王之类的先进例子，很少。因为这会变相鼓励家长教导小孩对陌生人友善，但是拐卖贩子可能就更嚣张了。
报章除了在版面上另外辟出一个栏位，定期根据不同的主题表扬先进典型外。走在中国的高校，你不时会看到大型的看板(在学生食堂外或校门口入口处）。偌大的看板，十几个人头像，写下了他们圆梦的事迹，树立他们是中国梦的先进例子。
我仔细读了一遍，是激励的语调。清一色都是共青团圆或中共党员。在高校，入党是个重要的事情，是尖子们的梦想之一。这个情况也在社区的公共看板上找得到。在村委会外的公共宣传区，以前都是贴上《人民日报》，以供村民站著阅读。随著新闻扩散的方式，改以手机以后，这些宣传区除了贴相关的公文外，也有表扬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的先进典型。
中国少有无头公案
其次是正确引导“热点话题”，这个工作，报纸媒体的主编很熟悉。举凡任何一个社会关注的事件，都会引起官方与媒体的博弈。这种情况在西方的媒体生态尤其激烈。西方媒体对自己报导的立场以及选择的角度都是坦荡荡的，最终由读者决定是否接受报刊的言论。
西方媒体对官方的基本假设是：官方总是控制，想掩盖秘密，而媒体想办法挖料，揭开真相。如果大马的“一马事件”以及中国反腐战役的代表作：周永康事件发生在西方，结果不难想像。媒体必追踪到底，绝不罢休。
中国热点话题就会引起“轰动效应”，这个轰动效应就是要正确引导热点话题所产生的效果，这个效果的目的，是要协助政府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所以，阅读中国新闻，尤其是一些热点话题，引起了轰动效应，最后都会有若干的解决方案，很少有无头公案的。这一点，很有意思。一方面媒体也肩负了反映民生，针砭时弊责任，而政府也的确改进了。这些细节的所展现的施政灵活度，引起了中国观察家注意到，中国的媒体自由需要更细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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