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念大学先修班的时候，学院的教学安排，包括每周一次，老师与学生“一对一”的个别指导课；这也是牛津大学的教学传统。
求学过程中，曾作过这样的埋怨。“里察的指导课最不值。每一个小时需付55英镑的学费！可是，每次问他问题时，他总是反问：你有什么看法？花那么多钱上课，问他问题，从来没有给过一次明确的答案。”
后来，能被伦敦大学法律系录取，还真多亏了里察老师的举荐。他也一针见血地把颜色笔求学的态度，和思考能力的优劣点，赤裸裸的阐述在推荐信里头。
事过境迁，进了大学后才真正明白，指导老师激发学生思考的一番苦心。法律和其他社会科学科目一样，很多议题并没有标准铁板一块的答案。事实上，就算是数理工科，学习层次一提高，也不再是加减乘除的演算方程式；而是更深入的理论、假设和推论，也没有绝对的答案。
当了这二十来年的律师和社会政治工作，千奇百怪的社会议题屡见不鲜。每回和新进律师讨论问题，必先问，“你有什么看法？为什么不能？”。若他的回应是“这是土地局的条规”、“银行经理说的”、“官员的指南”、“google的答案”、“其他的律师都这么说”，这位同事，肯定要被训斥一顿；要不，不久后得识趣打包另谋高就去。
光阴荏苒，乘著开斋假期，再次回到大学校园重温读书求学的乐趣，给自己充充电，作些思考和看书。课程最愉快的，莫过于和来自世界各角落十多个国家的同学，激烈地讨论各项充满争议性的社会政治科学问题。而教授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标准的答案给大家；你们可以在我讲课时，质疑我的论据、视角和看法。”老教授总是一脸笑容，享受著同学们的质疑，反驳、争论、辩证和作学问的乐趣。
反观我们的社会，无时无刻都在寻找著标准答案。这和学校教学，考试模式不无关系。进入社会工作，还有很多人仍是依赖标准答案；大家都习惯了不必思考不必质疑，随著潮流跟风活著就对了。
这当然也是个人的选择。一个不必思考、无需质疑，大家努力赚钱的世界，活得或许轻松惬意；但是这样的社会，久必僵化，也不会进步。活得温暖太久了，迟早惊觉，我们失去了应有的主见和判断力，甚至进入了是非黑白不分的空间，尚且自得其乐。
看看如今的政党政治斗争和政治舞台的各种戏码，就已表露无遗。只讲立场，不说是非，已成了舞台上的标准作业。不是吗？看看台面上，那些先前为我们描绘未来政治愿景大饼，不惜一切为伊斯兰党保守宗教主义分子粉饰的政治人物。也看看，“一马公司”的国家公帑被离奇曲折处理，兜来转去年余，仍没法说个清楚的问题；反倒是质疑者，都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就是最好的写照。
我们还只能接受标准答案的温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