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的吉隆坡独立广场，静谧清爽。参与静坐抗议运动的人士，聚集在广场一隅的喷泉前方，这里有大树遮荫，也有行人路过，有的低头疾行，有的向我们竖起拇指。
参与的人数，在这个时候也是最少的。我们当中，有的捧起书本，有的在闲聊，有的撑起雨伞躺在路旁闭目养神，忽然身旁“啪”地一声响，原来又是树上小鸟放的“炸弹”。参与人数在下午会增多，然后于晚上达到高峰。加上学生与社运人士举办的电影观赏会、分享、讲座等等，越夜越热闹。
热闹的时候，“他们”不会来。“他们”选择的，往往是在人潮最少的下午，或者是夜阑人静的深夜。
“他们”有时以吉隆坡市政局执法官员的形象出现，要求我们的帐篷不要阻扰交通人流、垃圾不要乱丢不然会被罚款、布条不可以挂在树上因为会伤害到可怜的树等。这种比新加坡官员还要钜细靡遗的认真态度，让我们感慨万千。可惜只针对我们。
行为吓坏老妇
“他们”变幻万千，有时以政治部官员，或俗称SB的身份出现。外表作如是观：皮鞋、平头、背著小包包、手上拿著相机或录影机。白天，他们每小时报到一次，过来拍拍照，有的还和我们瞎扯闲聊；晚上则有时多达十人，多聚集在喷泉后面，有的过来录影拍照，跟多是贼头贼脸在背后窃声小语地交谈。根据国会2011年给予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的答复，我国共有5050名政治部官员。纳税人通过消费税养的这一些人，大部分就是用来进行这些监控。
“他们”有时会以警方面目示人。静坐抗议第一天，警方如临大敌，不止巡逻车警笛响不停，他们还在独立广场四周架起围栏，不让我们靠近。随后几天，警方总有默契地在深夜与吉隆坡市政厅官员一起出现，要求给予合作把布条与横幅拆除。
最糟糕的是“他们”假扮流氓前来捣乱并伤害和平集会的人士。第二晚，一名貌似军人的魁梧大汉，半夜四点与执法大队一起出现。当我们在商量如何拆除横幅时，这名大汉起飞脚把一名70岁老妇的雨伞踢开，正在雨伞下睡觉的老妇（我们叫他燕姐），也即刻被惊吓。多几天，当冲突发生时，也是同样这名大汉先动手，结果导致六名人士（包括郑立慷与陈家兴州议员）被扣留四天。后来，也发生社运人士希山姆丁在德士出来时被“掳走”事件。
为什么知道“他们”是一伙的？因为当流氓动手时，原本为了保护人民安全的警察与执法人员，都闷不出声。当六名和平集会人士被扣留长达四天时，这名动用暴力的流氓，依然行踪不明；这辆不明车子，最后把希山姆丁载到的目的地，赫然是警局。
明显的，彰显不公义的，又何止国阵与巫统而已？我们在斗争的，其实是整个系统，整套体制。“他们”可能是市政厅、可能是警察、也可能是流氓掳匪。回头想想，当“他们”的界限逐渐模糊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对这个国家寄以厚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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