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的吉隆坡独立广场,静谧清爽。参与静坐抗议运动的人士,聚集在广场一隅的喷泉前方,这里有大树遮荫,也有行人路过,有的低头疾行,有的向我们竖起拇指。
参与的人数,在这个时候也是最少的。我们当中,有的捧起书本,有的在闲聊,有的撑起雨伞躺在路旁闭目养神,忽然身旁“啪”地一声响,原来又是树上小鸟放的“炸弹”。参与人数在下午会增多,然后于晚上达到高峰。加上学生与社运人士举办的电影观赏会、分享、讲座等等,越夜越热闹。
热闹的时候,“他们”不会来。“他们”选择的,往往是在人潮最少的下午,或者是夜阑人静的深夜。
“他们”有时以吉隆坡市政局执法官员的形象出现,要求我们的帐篷不要阻扰交通人流、垃圾不要乱丢不然会被罚款、布条不可以挂在树上因为会伤害到可怜的树等。这种比新加坡官员还要钜细靡遗的认真态度,让我们感慨万千。可惜只针对我们。
行为吓坏老妇
“他们”变幻万千,有时以政治部官员,或俗称SB的身份出现。外表作如是观:皮鞋、平头、背著小包包、手上拿著相机或录影机。白天,他们每小时报到一次,过来拍拍照,有的还和我们瞎扯闲聊;晚上则有时多达十人,多聚集在喷泉后面,有的过来录影拍照,跟多是贼头贼脸在背后窃声小语地交谈。根据国会2011年给予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的答复,我国共有5050名政治部官员。纳税人通过消费税养的这一些人,大部分就是用来进行这些监控。
“他们”有时会以警方面目示人。静坐抗议第一天,警方如临大敌,不止巡逻车警笛响不停,他们还在独立广场四周架起围栏,不让我们靠近。随后几天,警方总有默契地在深夜与吉隆坡市政厅官员一起出现,要求给予合作把布条与横幅拆除。
最糟糕的是“他们”假扮流氓前来捣乱并伤害和平集会的人士。第二晚,一名貌似军人的魁梧大汉,半夜四点与执法大队一起出现。当我们在商量如何拆除横幅时,这名大汉起飞脚把一名70岁老妇的雨伞踢开,正在雨伞下睡觉的老妇(我们叫他燕姐),也即刻被惊吓。多几天,当冲突发生时,也是同样这名大汉先动手,结果导致六名人士(包括郑立慷与陈家兴州议员)被扣留四天。后来,也发生社运人士希山姆丁在德士出来时被“掳走”事件。
为什么知道“他们”是一伙的?因为当流氓动手时,原本为了保护人民安全的警察与执法人员,都闷不出声。当六名和平集会人士被扣留长达四天时,这名动用暴力的流氓,依然行踪不明;这辆不明车子,最后把希山姆丁载到的目的地,赫然是警局。
明显的,彰显不公义的,又何止国阵与巫统而已?我们在斗争的,其实是整个系统,整套体制。“他们”可能是市政厅、可能是警察、也可能是流氓掳匪。回头想想,当“他们”的界限逐渐模糊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对这个国家寄以厚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