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总纠纷发生之后，华社你一言我一语，每个人都凭借个人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去做判断。当中虽然有个人的独立见解，但由于对某些事和某些人存在著一些偏见，因而对整件事情的解读很难保持全面客观的立场。可怕的是，有些人摆脱不了历史包袱，同时在一些问题上喜欢做出敏感性的联想与假设，最终做出非黑即白的二分法。
事实上，我们的华文教育的诞生，所谓“是民族热爱固有文化的热情所驱使的结果”是一种被夸大的说法。追溯起来，其实只是中国乡族文化的延续。因为一百多年前，当中国移民孩子到了入学年纪，自然要找个可让她读书识字的场所。而宗族在祖籍地于宗祠旁设置“学堂”的办学模式来到移居地不一定能够复制，为满足下一代求学的需求，才会依据在地的条件来进行办学。唯学习的内容，教材与师资的取得，仍然需从中国输入。因而在独立前，本土华文教育养份几乎完全来自中国大陆。
沦为政党博弈工具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外时局发生巨大变迁，因而本土华文教育的发展免不了受到波及。原本是单纯的教育，却因此被卷入保皇派和革命派认同上的分歧。在国共之争时期又因政治立场左右派路线之间的过招，而让华教变得不干净。在反殖民时期，又被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洪流。不幸者还因为热血奔腾勇于批评时局而换来牢狱之灾。时至今日，华文教育仍然在某种程度仍然背伏著一些历史包袱，尤其在政治上常沦为政党博奕的工具。因此，华文教育迄今仍未能脱离悲情的命运、依旧不能单纯的就教育而教育。
华文教育理应摆脱历史的束缚，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我们不能否定华教领导者在捍卫华文教育所做的贡献与牺牲，但执著于自己的看法来给华文教育的发展方向定调，把华教当作政治认同斗争的工具，这种以满足个人私欲的领导方式，只会让华文教育陷入另一个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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