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大企业，这些年月到底是怎样做生意的？Edmund Terence Gomez博士著的《马来西亚华人生意》（吉隆坡：大将；2003）早有精彩论述，说明政治和经济之间那一些欲言又止，耐人寻味的关系。
通过跌宕起伏的经典个案，郭鹤年、林梧桐、骆文秀、种廷森、邱继炳、陈志远、杨忠礼、陈伯勤、郑鸿标、李莱生和郭令灿的成功之道，Edmund笔下虽然点到为止，可是意思浅显，法则明白，一切尽在不言中。
可是，时到如今，这一切开始不管用。时局悄然生变，杨忠礼机构董事经理杨肃斌坦承，“关系”的文化，不会天长地久。经过大肃贪的大动作，中国的公务员战战兢兢，备感压力，现在不敢接见私人企业了。
既然这样，杨肃斌认为亚洲企业家已不能再靠“关系”经商：关系不但不能保证赢得一个垄断的经营权，有时候还成为作业的包袱。所以，年轻企业家现在应该靠创业的点子取胜。
本来就是这样。盖茨的微软，乔布斯的苹果，莱里的甲骨文，全是这样。谷歌的崛起，三星的风行，所凭靠的，既不是政策的相互搀扶，也并非政商的勾三搭四，而是本身的灵光闪烁造就的结果。
好与不好，国际的市场，皆有中肯的评价，网络的平台，也有持平的回馈。如果公司为了应急匆匆推出的选项还没准备就绪，三问Are you ready，民众也不会因此应声说Yes。
这一个国家朋党处心积虑的那一套生财之道，也不例外。封闭之下，他们或者财源广进，袋袋平安；但是，风险，也只是一线之隔：因为恨及和尚，顾客说不定也群起压及袈裟。关系是生意的保镖，还是包袱，一目了然，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