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地方。今天，你车子坏了停在路边，忽然有两个人走来帮你，你的第一个反应不该是感激，而是提防。这是必须的，每个在马来西亚活著的人都一定要学会带著这种不安和疏离的感觉。
我们的精神太紧绷，一起开心生活是假的，互相猜疑才是真的。我们的治安无药可救的更深层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国家。马来西亚人在心态上太躁郁了，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充满恨意。
其实，在我们文化活动里也常常带著这种成份，所以肯定会出现英雄黄明志、超人丘光耀这类的浮夸现象。这本无可厚非，这种恨意和浮躁是我们生活上最方便也是最熟悉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原来是来自于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理解。
今日，马来西亚这片土地只是一个找吃的地方，所以汇集了五湖四海的人力、外劳。它只如一个龙蛇混杂的夜市场，大家都来这里捞些油水罢了。更根本原因在于，马来西亚的建国基础似乎也是这么现实的。今时今日，就算我们革命，我们更关心的似乎仍然是我们的利益，你的银行存款和公积金。
一个这么躁郁、没有感情的国家，就会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绝对陌生的他者，然后可以不需内疚地讨债、索取和掠夺。这才是治安无可救药的根源，很不幸的它某程度而言是属于我们国家，甚至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在我们反抗腐败政府和争取某些利益的时候，其实都加深著这份陌生感。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拜读过刘镇东先生的《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了。在关于治安和警察改革的课题上，刘先生的资料整理和分析都是相当正确和务实的。但是，刘先生这样的管理学菁英马来西亚却太多了，在民联都能轻易地找到这种人。以至于，治安败坏一直都轻易被公认为利益或资源分配的问题。
但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当然，我知道这句话在今天的马来西亚是被看不起的，我们现在比较喜欢搞制度建构的孟德斯鸠他们。孟子这种仁义道德的东西太哲学、太抽象了，不实际。
然而，孟子其实是在描述一种文化的高度，一个马来西亚人从来没有的东西。很少人知道，劫匪们最缺乏的并不是钱，而良心。一个不追求文化高度的国家，一个只懂利益分配的城市，永远都无法把良心给孕育出来。在这样的地方，你管理好分配好一百个巡警在你家也没有用。明天，就会有更多新人申请入行打抢，你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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